论监外执行检察与再犯罪控制
卢均晓
监外执行是行刑社会化、技术化、效益化和人道主义的综合体现，其含义在司法实践中有两种不同的理解：狭义说认为，监外执行就是暂予监外执行 ；广义说则认为，监外执行是指在监管场所以外执行刑罚（死刑除外），包括暂予监外执行（含保外就医）、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和假释。不难看出广义说更全面、更准确、更有利于犯罪控制。随着“严打”斗争的深入开展，监外罪犯（又称监外执行罪犯、外执犯）也相应增多，脱管失控、再犯罪（又称重新犯罪、又犯罪）等现象不断突出，已经成为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监外罪犯人数之多，再犯罪来势之猛，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 监外罪犯的特点——再犯罪的内因
（一）监外罪犯素质较低，没有接受完整、系统的教育改造。从办案情况看，监外罪犯85%以上是高中（不含高中）以下文化程度，其中文盲占很大比例，由于综合素质偏低，是非辨别力和意识控制力不强，容易导致再犯罪。另外，监外罪犯没有在监管场所接受完整、系统的教育改造，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及其危害缺乏深刻的认识，往往恶习难改，甚至成为惯犯。例如，文盲罪犯田某1990年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1995年假释后该犯又伙同他人盗窃，于1997年4月被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8年，同年8月就因其患有肺结核被保外就医，保外就医后该犯疯狂作案27起，盗窃价值30余万元，2001年被判处无期徒刑。此类罪犯犯罪意识强化，犯罪动力定型，犯罪手段高超，犯罪强度很大，非常难以改造。
（二） 监外罪犯承受的社会压力较大，物欲型犯罪比较突出。监外罪犯在社会中服刑，来自内心、家庭、社会的压力很大，他们或体弱多病、或好逸恶劳、或就业无门，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不少迫于生计走上再犯罪的道路，因此再犯罪中财产型犯罪比重较大。据统计，2002年我市监外罪犯再犯罪案件中，83.3%是盗窃、抢劫等物欲型犯罪。
（三）监外罪犯容易拉帮结伙，团伙作案、流窜作案较多。在监外罪犯再犯罪案件中，一半以上是团伙作案或流窜作案。这主要是因为监外罪犯难以为主流社会接纳和认可，在自己的圈子中能够产生认同感，加之在监狱中也结识了不少“狱友”，不可避免要相互联系、交叉感染，从而形成犯罪团伙，在成员熟悉的地区间流窜作案。
（四）监外罪犯反侦查能力较强，存在侥幸心理。监外罪犯都有过“进宫”的经历，了解了一定的法律知识，通过总结自己以前犯罪的“经验教训”，具备了一定的反侦查能力。随着犯罪技巧和手段也不断提高，比较容易产生侥幸心理，不惜铤而走险、重新犯罪。
二、 监外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再犯罪的外因
（一）司法机关作出监外执行判决、裁定或决定时把关不严。我国法律法规对监外执行设置了严格的条件和审批程序，暂予监外执行必须由人民法院、监狱管理机关或公安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作出决定，假释必须由执行机关呈报人民法院裁定，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则必须依据人民法院的相应判决。但司法机关在作出监外执行决定、裁定或判决时存在把关不严的现象，以钱抵刑、以情代法时有发生，这在职务犯罪、经济犯罪中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一是，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对不符合条件的罪犯判处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二是，对在押罪犯不按规定、不看表现、盲目进行考核加分和奖励；三是，在呈报和决定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时违反法定条件和程序，有的监管部门为了减轻监管压力而违法拒收年老、患病罪犯，个别看守所为了减轻负担将这些罪犯放宽条件监外执行。例如，罪犯孙某1994年3月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因患性病被监狱拒收，同年5月被保外就医。保外就医后的第二天，该犯就冒充看守所长到在押人员石某、姜某家中，以办理保外就医为由骗取现金2450元，以后又撬门破锁盗窃作案21起，社会影响极其恶劣，1995年6月又被判刑收监。因把关不严使一些本应在监内服刑的罪犯变为监外罪犯，这些人大多没有彻底转化，成为再犯罪的高危人群，具有很强的社会危害性。
（二）在交付执行过程中容易造成脱管失控。在对监外罪犯的考察中发现，脱管失控大都是由交付执行环节中司法机关的配合衔接不到位造成的。一是，人民法院没有将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判决和假释裁定、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监狱管理机关、公安机关没有将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等及时送达执行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有的监狱甚至把相关法律文书让罪犯自己带回，造成见人不见档、见档不见人，甚至人档都不见的情况；二是，针对刑事自诉案件作出的缓刑判决，法律没有要求人民法院将判决书副本送达检察机关，致使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掌握的缓刑犯底数不一致，给监管和执行工作带来不便；三是，监外执行中，原执行机关、决定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机制，造成脱管失控。
（三） 执行机关和帮教组织履行职责不到位。监外罪犯的执行机关是县（市）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具体一般由罪犯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对监外罪犯进行监督考核，基层派出所警力有限，业务繁杂，常常是“重办案，轻监管”，从而使监外罪犯逍遥法外，处于执行真空状态。例如，罪犯骆某1996年因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2001年被假释，到当地派出所报道后就外出经商，执行机关长期不对其进行监督考察，脱管失控近一年，2002年又因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帮教组织的成员主要由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成员组成，他们往往疏于监督、不愿监督，个别监外罪犯横行乡里、寻衅滋事，帮教人员避之忧恐不及，更谈不上监督教育。例如，罪犯王某假释后回到村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要求村委给他增加待遇，不答应就大闹村委会，到村干部家吃喝拿要，严重影响了村里的生活和工作秩序。
（四） 检察机关监督检察职能没有充分发挥。监外执行检察是监外罪犯再犯罪控制的最后一道防线。有些监所检察部门一直高度重视对监管场所内的执行监督，忽视甚至无视监外执行监督。在监外执行检察中，往往处理不好敢于监督与善于监督的关系。一是，对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监管部门的违法行为，不敢或不愿检察纠正；二是，仅满足于发出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意见书，忽视了落实和改正的情况；三是，监督方法不科学，要么浮在面上，发现不了问题，要么一沉到底，对公安机关的工作大包大揽，事倍功半；四是，客观上存在一些不利于检察监督的因素。例如，《刑诉法》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的，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将书面意见送交批准机关；认为假释裁定不当的，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但却没有规定决定机关和人民法院必须在作出决定或裁定后多长时间内将法律文书送达检察机关，有的在半年以后才送达甚至根本不送达，造成了检察监督的严重滞后。
（五） 家庭和社会中也存在不少诱发再犯罪的因素。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在人的成长道路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庭结构失调、经济条件差，关系紧张，家庭成员不良言行及教育方法不当都极可能导致家庭成员的违法犯罪。从我市办理的再犯罪案件看有70%以上的罪犯家庭残缺。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也是滋生犯罪和诱发再犯罪的“肥沃土壤”。社会中出现的拜金主义思潮、“黄赌毒”现象以及财富的两极分化，促使一些人将“不劳而获”的思想合理化，甚至把犯罪当成了发财致富的正当途径和门路。另外，广大公民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三、 监外执行检察——再犯罪控制的关键环节和重要手段
打击、预防、减少再犯罪是一项综合治理的宏大工程，需要司法机关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任何环节出现漏洞都可能给再犯罪以可乘之机，给社会秩序带来隐患。监外执行检察不应仅仅局限于对监外罪犯执行情况的检察，而应当贯穿于监外执行的呈报、审批、执行、帮教的全过程，从而能够针对再犯罪的内因和外因，对症下药、标本兼治，实现对再犯罪的控制。具体而言就是要：
（一） 高度重视，严格把关。监外执行检察是监所检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刑罚执行监督的重点之一，也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手段，必须高度重视，严格把关。一是事前监督。监所检察部门（尤其是派驻检察室）应当深入监管改造现场，认真调查，掌握罪犯的刑期、改造表现、疾病和伤残情况，对于可能符合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要做到心中有数；二是事中监督。列席监管部门研究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会议，参加对罪犯的身体检查，认真审查拟提请或呈报的罪犯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发现不当应当及时提出纠正；三是事后监督。人民法院作出的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判决和假释裁定、暂予监外执行决定和监狱管理部门作出的暂予监外执行决定要及时送达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发现不当，根据情况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提出检察建议或抗诉。通过严格把关，确保不符合条件的罪犯不能监外执行，从源头上减少了监外罪犯的社会危害性和再犯罪可能性。
（二） 狠抓办案，打击犯罪。狠抓办案、打击犯罪是监督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手段。一是，要积极投身“严打”整治斗争，严厉打击和震慑监外罪犯再犯罪，把惩治犯罪与预防工作相结合。二是，要严厉打击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判决、裁定、决定监外执行的职务犯罪，特别是加强对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的查办力度，把查办案件与纠正违法相结合。
（三） 全面检查，重点转化。监外执行是刑罚执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惩罚与教育改造的辨证统一，其执行机关是公安机关，因此监外执行检察重点是加强对公安机关监管执行活动的监督而不是对具体监外罪犯的活动进行监督。一是，要监督公安机关对监外罪犯档案管理是否规范、执行措施是否落实，帮教组织是否建立并发挥作用；二是，监所检察部门每半年会同公安机关对监外罪犯开展一次联合检查，不定期开展抽查，发现存在脱管漏管和丧失监外执行条件仍未收监等违法现象应及时纠正、建议；三是，监督和配合公安机关做好普法宣传和重点犯、危险犯的监督考察和教育转化工作。
（四） 密切配合，齐抓共管。以“严打”整治斗争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契机，构筑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交叉的“三级再犯罪预防体系”。一是，加强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法院、监管部门之间的配合，尤其要做好法律文书的送达和有关情况的通报，从宏观上预防再犯罪；二是，加强与基层群众帮教组织的配合，指导和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落实帮教措施，使他们能够发挥在监狱里学到的一技之长，切实做好监外罪犯的转化和改造工作；三是，加强与监外罪犯亲友和广大群众的联系，照顾好监外罪犯的生活，充分发挥他们对监外罪犯的教育和感化作用。
（五） 完善立法、明确责任。有关监外执行和监外执行检察的规定多见于高法、高检、公安部、司法部等单独或联合发布的文件之中，数量多、政策性强、效力不明确，相互重复、冲突甚至矛盾之处并不少见，《刑法》和《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固然权威但又过于原则，迫切需要制定一部系统、完善的监外执行法规。该法规应涵盖监外执行的种类、条件（尤其是保外就医条件）、审批程序、执行、检察、处罚等各项内容，并多作一些硬性规定，如：“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应当在作出决定后十五日内将批准的决定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责任明确、执行有力。
关于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新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新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根据国家的规定，从一九八○年起，我省对地、市、县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五年来效果是好的，进一步扩大了地、市、县财政管理权限，对调动地方政府当家理财、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实现财政状况逐步好转，促进经济体制改革，保证国民经济和各项事
业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上述体制一九八四年已经到期。为了进一步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做到既保证省级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又使地、市、县级财政有一定的活力。根据国家的规定和实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的新情况，决定从一九八五年起省对各地、市一律实行“划分
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新的财政管理体制。
具体规定如下：
一、按照利改税第二步改革后的税种设置，划分各级财政收入。
（一）中央财政在我省的固定收入：中央企业的所得税、调节税；铁道营业税；中央军工企业的收入；中央经营的外贸企业的收入；粮、油超购加价补贴；烧油特别税；关税和海关代征工商税；国库券；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中央级的其他收入；石油部、水电部、石化总公司、有色
金属总公司直属企业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的百分之七十部分。
（二）省级财政的固定收入：石油部、水电部、石化总公司、有色金属总公司直属企业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的百分之三十部分；资源税；省属企业的所得税、调节税和应上缴利润；中央和省属工交企业（不含石油部、水电部、石化总公司、有色金属总公司直属企业和煤矿）的产
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的百分之五十；省级银行、保险系统的营业税；粮食和省级经营的外贸企业、合资、引进外资企业亏损或盈利；粮油、棉花价差补贴；建筑税（包括在哈的中直、省直企业、行政、事业单位缴纳的建筑税）；省级的其他收入。
上述中央和省属工交企业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的百分之五十为省级固定收入，今后不管企业隶属关系如何改变，其收入划分一定五年不变。
（三）地、市（不含大庆市，含松花江、绥化行署，下同）财政的固定收入：集体企业所得税；农牧业税；农林特产税；奖金税；个人所得税；车船牌照税；城市房地产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集市交易税；尚待开征的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税；契税；税款滞纳金；盐税（
不含战备盐转销）；地市县级其他收入。
（四）省级财政和地、市级财政的共享收入：中央和省属工交企业（不含石油部、水电部、石化总公司、有色金属总公司和煤矿）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的百分之五十部分和地、市、县银行系统、保险公司系统的营业税；市场煤价差补贴；中央和省属其他系统企业（不含煤矿以外
的工交企业）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地、市、县所属企业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调节税和应上缴利润；地、市、县所属外贸、合资、引进外资企业的工商税、调节税、所得税和应上缴利润。
二、省级财政支出和地、市级财政支出仍按隶属关系划分。
（一）省级财政支出：省级基本建设投资；省属企业的挖潜改造资金、科技三项费用和简易建筑费；省级的农林水利事业费，工业、交通、商业部门事业费，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行政管理费，其他部门事业费和其他支出。
（二）地、市级财政支出：地、市、县财政统筹的基本建设投资；地、市、县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支援农业支出；部分支农周转金和小型农田水利补助费；地市县的农林水利事业费，工业、交通、商业部门事业费，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行政管理费，其他部门事业费和其他支出。
（三）省统一安排的基本建设、企业挖潜改造资金、科技三项费用、简易建筑费、民兵事业费和不宜实行包干的专项支出，如抚恤和社会救济经费、城镇青年就业补助费、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资金、边境建设事业补助费、少数民族补助费、自然灾害救济费、特大抗旱和防汛补助
以及部分小型农田水利补助费、部分支农周转金、农村开荒补助费等由省专案拨款，不列入地市财政支出包干基数。
三、地市财政收支包干基数的计算方法。
各地、市财政收入基数，以一九八三年财政决算收入数为基础，按照上述收入划分范围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的收入转移情况以及一九八三年初以来企业隶属关系变化等因素进行调整确定。
各地、市财政支出基数，按照一九八三年财政决算收入数减上解或加定额补助数以及某些企业、行政、事业上下划转等调整因素，计算地市应得的财力，确定支出包干基数。
收支基数确定后，凡地市固定收入基数大于支出基数的，按比例上解省；地市固定收入基数小于支出基数的，差额部分与省、地市共享收入挂钩，确定共享收入的留解比例；地市固定收入和省、地市共享收入全部留给地、市，仍小于支出基数的，其差额部分由省定额补助。收入的上解
比例或定额补助数确定以后，一定五年不变。
为了适应近两年经济体制改革中变化因素较多的情况，根据中央的规定，在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六年两年内，除省级财政固定收入不参与分成以外，把地市财政支出基数挂钩，确定一个分成比例，实行总额分成或定额补助。
四、为了充分发挥地、市加强财政管理的积极性，新财政体制的收支基数，由省核定到地、市，确定地、市上解比例或定额补助数额。然后由地、市按照本规定的原则，结合本地、市的实际情况分别核定到所属县（市），并报省备案。
五、为了照顾民族自治县发展经济和各项事业的需要，对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继续实行定额补助每年递增百分之十的办法。
六、对边境市县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市县给予适当照顾。对边境市县，属于定额补助的，按定额补助数额每年递增百分之五，不足十五万元的补到十五万元；属于上解的，每年定额照顾十五万元。对牡丹江、齐齐哈尔、佳木斯市，属于上解的按每年比上一年上解额增长部分百分之
十分成给市，不足三十万元的补到三十万元；属于定额补助的，每年定额照顾三十万元。对讷河、肇东、海林、尚志、桦川等五个县，每年定额照顾十五万元；对海伦、青冈两个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县，按省政府规定执行。上述照顾均从一九八六年起执行。
七、在新财政体制执行过程中，由于行政、企业、事业单位的隶属关系发生变化，除另有规定者外，要相应地调整收支基数或单独结算；凡属于中央和省投资（包括引进外资、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新建、扩建和改造的企业投产后，要根据新增加的收入相应地调整收入基数或单独结算
；属于地、市、县投资（包括中外合资、引进外资和外商独资）新建、扩建和改造的企业，其增加的收入，不调整基数。
八、按照国务院和省政府统一规定调整价格，增加行政事业人员编制，增加职工工资和实行其他措施，而引起财政收支增减，除国务院和省政府另有明文规定者外，一律不调整收支基数。省直主管部门不得自行下达影响地、市、县财政减收增支的措施。
九、在实行新财政体制的五年内，各地市必须贯彻量入为出，以收定支的原则，多怍入可以增加支出，少收入则要压缩支出，自求收支平衡。
十、国务院批准计划单列的哈尔滨市，其财政体制由中央确定。
本规定自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起执行。
1985年9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