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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雅光 吉林省委党校 , 王妍 黑龙江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公司登记效力/交易风险分配/对抗力/公信力
内容提要: 我国的公司登记条件和程序较为严格，公司登记的效力被严重忽视和淡化，这样一种可以说是畸形的公司登记制度，反映出计划经济条件下公司登记领域以公权力为中心的经济管理色彩。条件和程序反映出的是市场准入问题，效力解决的是相关市场主体的法律关系及权利义务问题，一个注重的是公法秩序，一个体恤的是私法关系；前者反映的是公权力如何运用，后者反映的是私法秩序和私人权利如何保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淡化和简化公司登记的条件和程序，去除其公法色彩，强化和完善公司登记的效力。


　 公司登记效力问题是公司登记中与私人权利或交易安全关系最为直接、最为密切的一个问题，长期以来在理论界盛传的“私法公法化”在商法中的表现主要是“公司登记”，使公司登记过多地具有了公法色彩，也使得公司登记保护私人权利的功能被淡化甚至遗忘。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登记立法必须对公司登记效力作出明确规定，否则，公司登记的私权保护功能无法得到彰显。

　 一、公司登记效力所蕴含的法律意义

　 登记的效力是指登记对相关主体的法律约束力。公司登记效力具有多重内容，表现在多个方面。关于公司登记效力的划分，在法学界，可谓五花八门。[1]在应否登记方面体现为登记要件主义和登记对抗主义；在登记后表现为是否具有对抗力和公信力。登记要件主义，是指某些事项非经登记不产生法律上的效果，换言之，这些事项，登记即生效，不登记不生效；登记对抗主义亦称登记公示主义，是指某些事项不经登记也会产生法律上的效果，仅仅是由于没有登记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对抗效力，是指公司登记事项一经公告，任何第三人不可以不知道该事项为由主张权利。“所谓对抗力者，即指对于某种权利之内容，得向特定人或不特定人有法律上主张之效力也。”[2]公信效力，亦称公信原则，是指企业登记及公告仅依其登记及公告的内容赋予法律上的公信力，即使该内容有瑕疵，法律对信赖该内容的第三人也将加以保护。[3]

　 公司登记效力既是一个实际问题，又是一个具有浓厚理论色彩的问题，公司登记效力的规定，是一个国家在法律上对私人关系作出利益平衡的一种安排，可以说，公司登记效力问题完全是一个对交易风险如何作出分配以平衡私人利益的问题。

　 （一）公司登记效力与交易风险分配

　 公司登记效力的规定是法律在当事人之间重新分配风险的一种规定，公司登记效力对于风险的重新分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和考量：

　 第一，在公司登记领域，无论实行形式审查还是实行实质审查，登记事项的真实与否，对于第三人来讲都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由于国家权力深入到了公司登记领域，因此，对于该领域交易风险的分配就不能完全交由私法自治，而是国家通过公司登记法对不同利益的考量重新作出分配。

　 第二，公司登记效力关系到登记申请人和登记信息使用人的权利保护，由于登记申请人与登记信息使用人在公司登记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因此，法律给出的对待也有所不同。这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正义问题，法律是以实现正义为己任的，实现正义的方式有多种，通过法律所具有的强制性来分配风险是实现正义的手段之一。

　 第三，不同的风险分配主要取决于对不同价值的取舍和所处时代的经济社会状况，不同的风险分配也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公司登记的效力是以法律的形式强行在当事人之间分配风险而忽略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的一种制度。不考虑主观过错而强制分配交易风险与传统的、通过过错来分担民事责任的分配机制在所遵循的理念上完全不同，它包含了除保护当事人的利益以外的更多的社会意义，有更多的当事人利益以外的考量因素。

　 在公司登记中，如果风险由登记申请人承担，则意味着法律在此要保护登记信息使用人的利益，而对登记信息使用人利益的保护，实际上是对交易安全的保护；如果风险分配给登记信息使用人，则意味着对履行登记义务的登记申请人给予保护，而对履行登记义务的登记申请人给予保护实际上是对践行公司登记制度的一种鼓励。由此可见，公司登记对抗力与公信力的制度设计，并非仅仅是在登记申请人和登记信息使用人之间个别利益简单比较与权衡基础上做出的选择，而是考虑到了更多社会、经济等因素，将社会整体交易安全作为其终极目标，正义在此得以实现。

　 （二）公司登记对抗效力所体现出的交易风险分配

　 公司登记对抗效力在形式上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主体方面，登记申请人以已登记对抗第三人；二是在客体方面，已登记事项在法律上能够对抗未登记事项。

　 其在主体方面的表现可以进一步重申为：如果应该登记事项已经登记，那么，在一般情况下，第三人不得以不知道为由进行抗辩，换句话说，无论第三人是否已经知晓登记事项，在法律上都推定为其应当知晓，即如果某一事项已经登记并公示，则第三人被推定知悉。[4]这是一种风险分配，这样的一种风险分配逻辑，无疑对于登记申请人有利，在此问题上，法律保护的天平倾向了登记申请人。在客体方面的表现可以进一步剖析为：已登记事项能够对抗未登记事项，那么，如果已登记的事项已经在实际生活中被未登记的事实所替代或改变，法律仍然规定以已登记的事项作为确定法律上权利义务的依据，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状况仅仅因为没有登记而被忽略不计，在已经登记的“不真实”与未经登记的“真实”之间，法律的天平倾向了“不真实”，该“不真实”在法律上能够得到“承认”，仅仅是因为其已经登记。这又是一种风险分配方式，这种风险分配方式无疑对于难以了解真实情况的第三人极为有利。

　 （三）公司登记公信效力所体现的交易风险分配

　 公司登记的公信效力是指一经登记即具有法律效力，即使该内容有瑕疵，法律对信赖该内容的第三人也将加以保护。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无论是实质审查还是形式审查，都难以避免由于登记申请人的故意、过失或由于登记机关的疏忽大意而使登记事项出现不真实甚至虚假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真实的登记事项具有法律效力，不真实的登记事项不具有法律效力，对于第三人来讲风险巨大。基于这种考虑，法律规定即使登记内容有瑕疵，法律对信赖该内容的第三人也将加以保护，其结果：第一，保护了信赖公司登记的第三人；第二，使虚假登记或不实登记的申请人自食其果。这种利害分析表面的结果仍然如同公司登记对抗效力的利害分析一样，看上去是对某一方或某几方当事人有利，事实上，如果从公司登记整体功能角度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公司登记的公信效力不仅仅在于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同样具有保护社会整体经济运行秩序的价值考量。

　 二、我国公司登记效力的立法缺失及理论困惑

　 我国关于公司登记的法律及行政法规大多是程序性规定，对公司登记效力这一核心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具体表现为：

　 （一）没有规定登记后是否会产生对抗力和公信力

　 无论是《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还是《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完全没有规定登记对相关主体的法律约束力，登记以后是否具有对抗力和公信力，在我国现行立法中没有规定。同时，如果公司登记具有公信力，公信力的基础是什么，特别是在实行形式审查后公信力的基础应该如何确定？这些问题立法上没有作出规定，理论上也没有给出应有的阐释。

　 依传统理论，公司登记缘何具有公信力，即可作信赖的基础，主要有三种解释：

　 第一，公司登记事项具有公信力，是因为登记行为的作出机关是国家的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当然具有公信力。在我国，登记机关为工商机关，工商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应当具有公信力，“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具有法律上的效力，表现为具有确定力、约束力、公定力、执行力。世界发达国家的商业登记法一般都规定，登记事项经公示之后，即可产生两种法律效力，即对抗力和公信力。通过赋予公示的登记事项以对抗力来保护登记人的合法权益，通过赋予公示的登记的事项以公信力来保护善意第三人，从而维护交易安全”。[5]第二，“登记公信力系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由国家机关担当登记行为的主体，以国家信用来担保登记的正确性。由于国家信用具有较之任何个人信用无比的优越性，这实际上解决了公信力的最本质内容，即信赖的基础问题”。[6]第三，对于公司登记公信力的另外一种理解就是“正确性的推定”，对此，德国学者的归纳具有代表性：“公司登记的另一个法律后果就是正确性的推定。人们最多或许可以从法律推理的途径这样推定，并且基于如下理由进行论证：登记法院应在登记前有义务和权利审查申报的可信性和事实的正确性。”[7]在德国学者看来，正是因为登记机关审查了申报的可信性和实施的正确性，才使登记事项具有了公信力。
浅谈平等原则

韩召峰


　　所谓平等原则，也称为法律地位平等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3条明文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平等原则集中反映了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是民事法律关系区别于其他法律关系的主要标志。
　　平等观念是民法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思想前提。平等原则在民事立法先进的不少国家，如法国、德国等国未设有明文规定，学者称之为无须明文规定的公理性原则。我国民法明文规定这一原则，强调在民事活动中一切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意在以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为背景，突出强调民法应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
　　平等原则首先体现为一项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准则：即立法者和裁判者对于民事主体应平等对待。这是分配正义的要求，因为正义一词的核心语义是公平，即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作为一种组织社会的工具，民法是通过对民事主体间冲突的利益关系进行协调，来实现自身调控功能的。“百在分配利益和负担的语境中可以有两种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一种是织工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它要求尽可能地避免对人群加以分类，从而使每一个人都被视为‘同样的人’，使每一个参与分配的人都能够在利益或负担方面分得平等的‘份额’。另一种是弱式意义上的平等云雾地，它要求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人群进行分类，被归入同一类别或范畴的人才应当得到平等的‘份额’，因此，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既意味着平等对待，也意味着差别对待。同样的情况同样对待，不同的情况不同对待。”
　　近代民法相对比较重视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因此平等原则主体现为民事主事权利能力的平等，即民事主体作为民法“人”的抽象的人格平等。民法上的“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一切自然人，无论国籍、年龄、性别、职业；一切经济组织，无论中小企业还是大企业，都是民法上的“人”，都具有平等的权利能力。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劳动者、雇主、消费者、经营者等具体类型，也都在民法上被抽象为“人”，同样具有民法上平等的人格。正是借助这一点，民事立法实现了从身份立法到行为立法的转变。即从按社会成员的不同身份赋予不同权利的立法，转变为不问社会成员的身份如何，对同样行为赋予同样法律效果的立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近代民法建立在对当时社会生活所作出的两个基本判断之上。这两个基本判断，是近代民法制度、理论的基石。第一个基本判断，是平等性。在当时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民事活动的主体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小业主、小作坊主。而所有这些主体，在经济实力上相差无几，一般不具有显著的优越地位。因此立法者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作出了民事主体在民汪活动中频繁地互换其位置，在此交晚中作为出卖人与相对人发生交换关系，在彼交晚中则作为买受人与相对人发生交换关系。这样，即使平等性的基本判断存有不足，也会因互换性的存在而得到弥补。在这咱意义上，互换性从属于平等性。当然，近代民法上的平等原则也有限地包括弱式意义 上的平等对待，主要体现为根据自然人的年龄、智力和精神健康善，区分自然人的行为能力状况，并分别是设置相应的法律规则；或将民事主体区分为债权人/债务人、出卖人/买受人、出租人/承租人、定作人/承揽人、委手托人/受托人等，分别设置不同的法律规则。
　　现代民法与近代民法不同。现代民法上的平等原则是侧重织工意义上的平等对待的同时，更加重视兼顾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因为从19世纪末开始，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近代民法基础的两个基本判断已经丧失，出现了社会群体之间的分化和对立。其一是企业主与劳动者的对立；其二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对立，劳动者和消费才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弱者。在对企业主与劳动者、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分化和对立，单纯情强调抽象所法上的格的平等，已经无法维持社会的和平。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日渐受到重视。具体表现为在生活消费领域内，将民事主体分为经营者和消费者；在生产经营领域内，将事主体区分为雇主和劳动者，分咖哩 设置相应的法律规则，侧重对消费者和劳动者利益的保护。
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中规定平等原则，即属于现代民法的上平等原则。既强调民事主体抽象的人格平等，因此《民法通则》第10条确认，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行又注重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在我国就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劳动法》，着重保护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利益。这种意义上的平等原则，包含着民法上价值判断问题的一项实体性论证规则：即如果不存在足够充分且不具正当的理由要求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就应当贯彻织工意义上的平等对待。
　　平等原则还体现为一项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的行为准则，即要求民事主体之间应平等相待，这是民法上平等原则的核心和灵魂，也是民事法律关系区别于其他类型法律关系的根本所在。它是指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活动时应认识到彼此都享有独立、平等的法律人格，其中平等以独立为前提，独立以平等为归宿。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民事主体互不隶属，稳中有降自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意志。离开了民事主体之间的平等相待，民法的基本理念就失去了生存了的土壤，民法的其他各项基本原则以及各项民事法律制度也就丧失了存在依据。
　　必须看到，民法可以确认平等原则，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平等原则的实现。但实现民事主体之间的平等，主要不是民法承担的使命。民法仅是以民事主体之间平等的假定作为前提和基础。实现民事主体之间的平等，有赖于民法以外的其他法律部门，如宪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像如被认为是经济法核心的反垄断法，其主要功能就体现为营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北安市人民法院　　韩召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