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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左走？向右走？

齐汇


昨日陪朋友看了一部名为《向左走向右走》的爱情片，是由金城武与梁咏琪主演的。此爱情片是根据几米的同名漫画改编的电影，看后颇为感动。影片结束后，便自己搭乘二路公交车回家。离家最近的站到我家的距离也有大半公里，于是下车后便独自一人走在美丽灯光映照下的蔡锷南路上。在浪漫的街灯环抱下，我还在回味着影片中的一幕一幕：影片讲述了一个上天无情捉弄一对年轻男女的故事。影片一开始在一条白色的斑马线上，一群人撑伞向左走，一群人撑伞向右走，男女主角擦肩而过。而后的日子里，他们无数次的在各种场合以这种“向左走向右走”的方式擦肩而过，上天将他们无数次的捉弄，却没有施舍给他们那蓦然回首的瞬间。但最后他们还是以真爱冲破了他们之间的那堵强，拥抱在一起。可正当我沉醉在故事的情节之中时，一个很小的细节闯入了我的眼帘，随之而引发了本人对于交通安全中“向左走？向右走？”问题的一连串随想。回家后心中的感情依然难以抑制，激奋之下书写此文，以表刍见。
当我独步于蔡锷南路时，我发现原本交通部门划出的专供非机动车行驶的交通区域内，多出了一些白色的方框，而在这些白色的方框旁同时也立着一些橘黄色的收费器。仔细一看，原来这些白色的方框是用来停车的。而原先专供非机动车行驶的交通区域却被这些停车用的白色方框挤占得只剩下20到30厘米宽，在有些公路较窄的地段，这种剩余已不存在。曾几何时，本人在骑自行车时也就曾经遭遇过此种尴尬的境地，心中不禁自问：“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呢？”向左走是机动车道，可是非机动车又怎能无故闯入供机动车行使的车道呢？向右走是交通部门划出的停车收费线，若是有车，不小心撞坏一辆那可是赔不起啊！面对着此种“向左走向右走”的境地，让我们这类单车一族的行路人可如何是好？
众所周知，非机动车是严禁随意在机动车道上行驶的，不信诸位可到五一路上的机动车道上试试，保险有警察同志将你请到一旁的非机动车道上去。之所以要用交通地划线划定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一者是确保非机动车主在行路途中的人身安全，二者是确保交通的有序与畅通。当机动车由于种种原因（如司机酒后驾车、为了赶时间上下班等）而驶入非机动车道，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非机动车主人身伤害的时候，如果其间不存在阻却违法事由，则机动车主将承担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上的后果，为自己的侵权行为亦或犯罪行为负责。但如果是由于非机动车无故驶入机动车的车道由此造成非机动车主人身伤害的，则存在一个责任分配的问题，学理上往往称之为“危险分配的法理”。曾经一度在社会上吵得火热的“行人违章，撞了白撞”的问题，似乎在此文中有隐约地浮现。在刑事领域，依据信赖利益和期待可能性的理论，只要司机尽到了其信赖利益支配下的注意义务，就可排除其犯罪的构成，在学理上称为“被允许的危险的法理”。换言之，就是“撞了白撞”。在民事领域，以梁慧星教授为主的民法领域的一大批学者，都纷纷批判“行人违章，撞了白撞”的说法，此中的批判有基于法感情主义的批判，有基于对双方优劣地位比较之后发出的批判，有基于民法的基本原则的立场发出的批判等。这些批判都有各自的见地，但是无论怎么说只要是非机动车主在闯入机动车道后发生交通事故的，非机动车主为此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也许有人会说，非机动车与行人还是有区别的，可笔者认为在强大的机动车辆的冲击下，行人和非机动车在面对此种危险时是没有什么根本区别的，而往往对于那些骑车技术欠佳的人来说，恐怕行人在紧急状况下躲避危险的速度会更快一些，能力也会更强一些。
看着公路上这一条条或直或曲的交通地划线，不禁引发了笔者对于法学范畴中权利与义务的思索。一条简简单单的白线，标表的是一种权利亦或一种义务？曰权利者言之：在白线划定的各种区域内，驾驶不同交通工具的主体有着各自行使的权利，同时拥有排除非此类交通工具的驾驶者在此区域内驾驶车辆的权利。诉讼中，这种在规定区域内驾车的行为事实也将成为驾驶者的抗辩事由。曰义务者言之：各类交通地划线标表着一种共同的义务，即在固定区域内行驶的车辆，不得超越此类交通线到其他类车辆的行驶区域内行驶。否则发生事故后将由自己承担全部或部分的法律后果。由此伸发开去，在我们的大千世界中还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标表着权利与义务的“地划线”。如足球比赛中的禁区标线，游泳比赛中泳池里的浮标，农田里划分甲家与乙家农田的田埂小道，国与国边境上的国界地标等等。这些有形或无形的线将不同主体间的权利与义务加以分割和区别，解决行者心中“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问题，在发生事故后将根据这些“地划线”产生出不同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进而形成不同的裁定结果。
可是，不论是司机还是行人都没有对此类问题加以足够的认识，甚至我们有关的管理部门也忽视地划线所带来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在五一路拓宽之前，由于道路的车辆过于拥挤，曾经一度出现公交车、的士开上非机动车道上的现象，敢问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者的人身安全由谁来保障？因此发生了事故由谁来负责？这种现象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城市非常少见，以北京为例，虽然北京的道路十分宽阔，但由于车辆较多，在上下班时免不了会堵车，可是笔者却很少见到有违章越道行驶的现象，不知长沙的交通要达到此种标准还需要几年？另一个例子更是有趣。由于公共汽车站的候车区长度有限，公交车的数量较多，往往造成公交车在车站“排长龙”的现象。排在前面的车为了多拉几个乘客上车，迟迟不肯离去，而往往又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后面还没有进站，可车辆上的乘客性子急，一个劲地催司机赶快开门。按照规定，车辆只有越过车站的安全线才能下人，可是我们的司机却往往在车辆还没有进站的时候就开门放人，导致许多乘客在五一大道上的机动车行驶区域内行走，有的甚至翻越护栏，敢问此间出了交通事故由谁来负责？公交公司有责任，肇事车主有责任，恐怕连受害者本人对此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啊。
其实，这种现象在国外也有，例如我就曾经在《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电视剧中观察到美国的一些道路旁也有同样类似的收费装置，也有同样的供路边停车的“白线地带”；在欧洲一些国家同样也存在着这样一些现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具有中国的国情。首先，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城镇人口的数量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剧增，城市中的人口密度相当的大，而这也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相对于人口比较稀疏的西方发达国家要更加的密集，更容易遭受各种侵害。其次，中国号称“自行车王国”。在中国以自行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人还占有很高的比例，马路上整天奔波的自行车不计其数。而西方社会是以汽车为基本的交通工具，马路上的自行车十分罕见，大多数的公路在划定交通行驶区域时，根本不会考虑到要为骑自行车者专门划定行驶的区域。因此，国外出现这种情形是合乎情理之中的事情。而中国作为一个“自行车王国”，理应对“王国的公民”的行路权加以足够重视。
新一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上台执政后，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施政口号，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纷纷响应，一时间“关注民生”成为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随着我国民法典的逐步制订，“以民为本”的思想将更加的深入人心。保护社会中弱者的利益，在人们的心中建立起权利的观念，将成为如何落实“关注民生”的重要途径。诚然，非机动车的驾驶人相对于在公路上飞奔的各种机动车来说，当然是弱势群体，因此对于这些人在行路中应有权利的保护应当加以重视，而不能为了“多停点车，多收点费，路边的饭店酒楼多赚点钱”就将原本属于非机动车主的正当行路权予以剥夺。试问：如果为了多收取一些门票费而将原本属于足球运动员比赛场地的草皮划出一部分给观众当看台，那么原本精彩的球赛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只会是混乱的局面。
简简单单一条线，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情感和法治精神。驻足于这交错万千的各类交通地标线上，我们不禁自问：“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也许每一种步履都象征着一种权利亦或一种义务。回首中国50多年来的法治之路，我们在前行的路上遇到过太多的“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问题，权利的划分不够清晰，对权利的保护不够重视。曾几何时，诸如“放弃权利=道德高尚”一类的思想观念横行，在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法制的今天，这种思想对社会民众道德观念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曾经多少次我们与法治相遇，可命运总是将我们彼此捉弄，曾经多少次我们与法治擦肩而过，可是上天却没有施舍给我们那蓦然回首的瞬间。在新一届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应当将“关注民生”进行到底，关注社会中弱者的权益，并充分的加以保护；将社会各行各业中权利不够明晰的部分通过法律的方式加以确定和明晰，并在具体的实践中加以切实施行，真正解决“向左走？向右走？”的问题。
言至此，仍愿呼：“向左走？向右走？应当休矣！”



无因管理二题（the Two Issues of Spontaneous Agency）


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或为他人提供服务的行为。无因管理中，管理他人事务之人叫管理人，受管理事务之人为本人。无因管理制度是我国民法体系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法条规定本身的简陋与粗疏，致使无因管理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遇到了不少的问题。本文择其较重要的两个问题作一粗浅论述，希有助于这一制度之完善。
一.无因管理的主观方面。
1.关于无因管理人主观意思的认定问题。
管理人具有为本人谋利益的意思是无因管理成立的首要条件，正是这一条件把无因管理与侵权行为从根本上区分开来，所以对其认定具有重要意义。管理人为本人谋利益的意思是从动机层面说的，属于主观方面的范畴，而其管理行为是一种无须明示的事实行为，这使得管理人的主观意思在司法实践中较难把握。笔者认为，可以把主客观两方面结合起来，作综合考虑：
首先，从客观方面来说，必须存在对他人事务进行管理或服务的必要性，即本人对自己的事务或财物一时失去控制，或无法完全控制，不能进行有效管理，如果这种情形继续下去，其利益就可能发生丧失的危险，这种对利益急需进行有效保护与管理的需求客观上可能促成别人产生为本人谋利益的主观意思。反之，如果客观上本人事务并没失控，利益并没有将受损害的危险，他人实施了管理行为，则不能推定他人有为本人谋利益的善意动机，其行为不构成无因管理。行为若造成本人利益损害，还可能构成侵权。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是否要求管理行为的结果一定有利于本人？笔者认为，正如良好的结果未必出于良好的动机一样，良好的动机也未必会带来良好的结果。为他人谋利益的主观动机是先于管理结果而客观存在的，尽管大多数的无因管理行为其结果最终是有利于本人的，但不能因此而把结果是否有利于本人作为区分是否属于无因管理行为的标准。否则就是本末倒置，不利于鼓励无因管理行为。
其次，从无因管理的主观方面看，判断管理人的主观意思应考虑三项因素：管理人的主观条件，事务管理的一般社会常识，本人对其事务的管理要求（以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为限）。管理人的主观条件包括管理人的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文化知识水平以及工作、生活经验等。一个人的行为必然受限于其自身的主观条件，管理人的管理知识水平决定了管理人对社会常识的判断和对事务的处断。如果管理人具备一般社会水平，便能推出本人的管理见解，作出有利于本人的管理行为。但由于无因管理是事实行为，因而并不要求管理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只要具有认识能力即可。因此，如果管理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具备足够的管理知识水平，但只要其行为不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而尽其所能地为本人利益进行管理，就应认为其有管理意思，构成无因管理，而不应以侵权行为论，这样才能体现无因管理的立法旨意，更具合理性与公平性。法律充分尊重民事主体自由处分其事务的权利，要求他人不得随意干涉，所以管理人的行为一般不得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即管理行为应与本人对其管理事务的要求相适应。当然，如果管理人所管理的事务是本人应尽的法定义务或公益义务，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的，则不受本人意思的限制。本人不能在事后随意以有违本人意愿或有损本人利益为借口，否认无因管理行为的存在。
2.关于无因管理人的注意义务问题。
管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注意义务，直接关系到对管理后果的责任承担，有时甚至导致无因管理行为转化为侵权行为。可见，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有重大影响。有学者认为，管理人应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渊源于罗马法上的善良家父之注意义务，这种注意义务要求以社会的一般观念认为具有相当知识经验的人，对于一定事件所用的注意义务为标准来判断行为人是否有过失。行为人有无尽此注意的知识和经验，以及他向来对于事务所用的注意程度如何，则在所不问[1]。笔者认为，以这种注意义务来要求无因管理人是有失公平的。无因管理作为一种事实行为，对管理人的行为能力没有限制，因而管理人的知识与经验水平可能与社会客观标准相差很大，要他承担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无异于要求管理人做他所不能做到的事情。无因管理是债的独立发生根据之一，根据民法理论，在债的关系中，如果法律无规定，当事人又无特别约定的，债务人的责任依债务人是否获得利益而轻重不同。在无因管理之债中，管理人并不能从管理行为中获得利益，而是为了他人利益予以管理，这是一种受到法律肯定与鼓励的行为。所以，对管理人的管理行为义务不宜作太高要求，管理人只需承担与管理自己事务一样的注意义务即可。换言之，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以管理人在平日处理有关法律上，经济上，身份上等一切属于自己利益范围的事务所用的注意为标准[1]。如果管理人证明自己在主观上已经尽到了基于自身的认知、判断、预见能力在当时具体的管理情境下所能尽到的注意义务，即使与社会的一般标准有差异，均应认其主观上是无过失的，不应对其管理后果承担责任。比如，某工人甲捡到一台电子词典，将其放入自己从不上锁的柜箱等待寻找失主，不料词典被人窃去，这时，只要甲能证明自己类似价值的东西放入柜箱从来也不上锁的，即使他周围一般的工友都对其柜箱上了锁，失主也无权请求甲赔偿电子词典的损失，因为甲尽到了与管理自己事务一样的注意义务。

二.无因管理与防止侵害行为
防止侵害行为是指为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采取的旨在制止、排除不法侵害或危险的行为。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和第109条对无因管理行为与防止侵害行为分别作了规定，似乎显示出两者的区别性。但通过对两者的构成要件进行分析，不难看出，两者的共性大于个性，同一性大于差异性，防止侵害行为可以而且应该纳入到无因管理的范畴中来。这样，既有助于实现立法的简约精当，也便于更好地处理防止侵害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关系。
防止侵害行为具有无因管理的基本特征，属于无因管理的范畴。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2]：
（1）在实质性构成要件上，防止侵害行为与无因管理行为完全符合。第一，在主观要件上，行为人都具有维护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的意图。这种意图既可表现为使他人利益得以增加，也可表现为使他人的利益免遭减损；第二，在客观要件上，无因管理必须是管理了他人事务，防止侵害行为也同样如此，防止自己受到不法侵害的行为由正当防卫制度调整。而且，这种对他人事务的管理包括救助，都是以行为人不负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前提。职务上负有特定义务，或者依照合同负有约定义务的，都不能成立防止侵害行为或其他无因管理管理行为。此外，无因管理行为的表现方式也如同一切无因管理的类型一样，必须是积极的行为；第三，在主体要件上，无论是在防止侵害行为或者其他类型的无因管理中，一切不特定的自然人均可成为其行为主体，并没有对行为能力的特别要求，只需具有相应的意思能力即可。
（2）防止侵害行为是无因管理的类型之一，两者的关系是种属关系。无因管理在社会生活中非常普遍，所涉及的事务十分广泛，既可以具有经济性质，又可以不具有经济性质；既可以是有关财产的事务，也可以是有关人身的事务；既可以是一时性的行为，也可以是持续性的行为。其外延是非常宽泛的，凡为维护他人利益或使他人利益免受损失的行为，都可成立无因管理。所以，像扶危救难，见义勇为等防止侵害行为都可以并入无因管理的广义范畴。
（3）防止侵害行为的法律性质、立法趣旨与无因管理行为相同。两种行为均因对国家、社会、他人有益而具有阻却违法性，在法律性质上都属于一种单方面的合法的事实行为。立法上对这两种行为的规范和调整宗旨一致，都是为了大力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健康发展。所以，两种行为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和鼓励。
以上分析表明，防止侵害行为本质上属于无因管理的范畴，是无因管理行为的一种特殊类型。其区别于其他无因管理行为的特殊性在于：防止侵害行为往往较多地涉及对人身利益的保护，人身危险性较大，一些场合存在着不法侵害人以及法律对于防止侵害行为与无因管理行为的法律后果作了不同的规定。显然，这些不过是些非根本性的区别。由于这些区别的存在，使得一些人对防止侵害行为的性质发生误读，以至于试图将两者硬然分开，这种人为割裂两者有机联系的做法，必然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后果。指出防止侵害行为的特殊性，是为了在制度层面上对其加以更好地规范和调整，当前法律对防止侵害行为人的权利保护与救济机制是明显不足的，这种情况急需改变。当然，这是另一话题，在此不再讨论。
注释：
[1]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债权篇），法律出版社1998版，第25页。
[2]参见徐武生，何秋莲：《见义勇为立法与无因管理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4期，第76-77页。



作者：阳朝锋 湘潭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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