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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连市调入、安置干部暂行规定
大连市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加强调入、安置干部工作的管理，引进具有较高文化知识和专业特长的人员，控制城市人口机械增长，根据《大连市控制城市人口机械增长管理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下列人员的调入、安置： （一）大连市接收安置军队转业干部和应届大中专毕业生以及“农转非”后“乡进城”的知识分子家属；
（二）调入市内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了区（简称市内四区）的下列人员：
1.因工作需要引进的副处级以下干部和留学回国人员；
2.夫妻两地分居、落实政策和解决特殊困难人员;
3.部队干部随军家属;
4.退休干部和家住市内的退役运动员。
第三条 大连市人事局负责全市调入、安置干部工作的综合管理，并具体负责市内四区调入、安置干部的审批工作。
第四条 引进干部，须是本市急需又无法调剂解决，年龄在45周岁下，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一）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工作满1年以上的； （二）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 （三）经市控制城市人口机械增长领导小组批准引进的确有真才实学或我市奇缺的? 厥馊瞬拧? 第五条 接收安置留学回国人员，须是出国前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在国外学习1年以上并取得一定成果或出国前虽不具备大学本科学历，但在国外获得学士以上学位的。
第六条 属于夫妻两地分居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调入： （一）一方具有研究生毕业学历的。 （二）拟调入的一方在外省、市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分居1年以上；大学专科学历，分居3年以上；中专（高中）以下学历，分居5年以上的。 （三）拟调入的一方在本市市内四区以? 馄渌兀ㄊ校⑶ぷ髀?年，分居1年以上的。 （四）本市驻军转业干部回原籍安置，其家属本应随调而不服从的，不再按两地分居政策解决，其中确有特殊困难需要调入的，须分居5年以上。
第七条 属于特殊困难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调入： （一）市内离退休人员在本市内无子女的，可调入1名子女（含其配偶，下同）； （二）市内在职干部年满55周岁以上，因体弱病残需要照顾，本市无子女的可调入1名子女； （三）经批准来连易地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
可随迁1名子女。
第八条 本市驻军军官家属符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关于重新规定军官家属随军条件的请示通知》（国发〖1991〗41号）规定条件的可以调入。
第九条 退休干部符合国家规定的易地安置条件，经与我市协商同意并有单位代为管理的，或原在本市工作经组织动员支援内地建设，就地安置有困难且在本市有居住条件和亲属投靠的，可以接收安置。
第十条 根据国家有关侨务、统战等政策规定应予照顾的人员，以及因历史遗留问题符合调入、安置政策的人员可以调入、安置。
第十一条 军队转业干部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接收安置：
（一）原籍或入伍地是本市的（不含外省市籍在本市就读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入伍的）；
（二）配偶是大连常住户口（随军除外）并在本市居住，结婚4年以上的；
（三）配偶系随军到本市居住8年以上的；
（四）军龄满20年或副团级（含副处级、技术9级）以上，其配偶婚前在本市有常住户口或在本市工作满5年的；
（五）父母或岳父母在本市居住，确系年高体弱、身边无子女的；
（六）双军人均属外省市入伍，单方转业，在本市驻军8年以上，其生活基础在本市的；
（七）父母居住地、配偶工作地或配偶随军前在本市，获二等功以上奖励的、因公因战致残的以及从事飞行、潜艇或在边远、高原、沙漠、海岛等特别艰苦地区工作满15年的。
第十二条 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就业，按照每年市政府有关应届大中专毕业接收安置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在本市工作的知识分子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其家属在办理“农转非”后可办理乡进城手续；
（一）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
（二）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年龄35周岁以上，工龄15年以上的；
（三）具有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获得市以上劳动模范称号或市以上科技成果奖的。
第十四条 符合条件的干部调入、安置，应由本人、所在单位或其工作地县及以上政府人事部门向调入地的县（市）、区人事局（军队转业干部、大中专毕业生和调入市内四区的向大连市人事局）提出申请，并按规定提供各种手续，经人事部门审核同意后根据调、迁计划签发调入、分
配、安置手续。被批准调入、安置、分配的人员持人事部门签发的手续到户籍登记机关办理户籍登记。其中按《大连市控制城市人口机械增长管理规定》应办理核签手续和缴纳城市建设增容费的，在办理户籍登记前应到市人口控制办办理核签手续和缴纳城市建设增容费。
第十五条 确属我市急需引进的干部，应收取城市建设增容费又不符合免收条件，但缴费确有困难的，由本人或接收单位提出意见，人事部门审核同意，报市人口控制领导小组批准，可适当减收城市建设增容费。
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大连市人事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规定施行前本市有关调入、安置干部的规定，凡与本规定不一致的，均以本规定为准。



1996年11月28日
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律分析

李俊杰


　　罪刑法定，是指什么行为是犯罪和对这种行为处以何种刑罚，都必须预先由法律明文加以规定的原则。这一原则是法治在刑法领域中的体现。1810年，《法国刑法典》在其第4条中明确规定：“不论违警罪、轻罪或重罪，均不得以实施犯罪前未规定的刑罚处罚之。”从此，许多国家都相继设立了这项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也因此成为了近代刑法的基本原则。我国是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将罪刑法定原则法定化的。但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定化仅仅为社会法治化提供了一个前提条件，其最终的实现还必须依赖于刑事司法。我国新刑法自实施以来，有不少人对这一原则提出了质疑，质疑既来自理论界也来自实践方面，当然这其中不乏一些合理的质疑，但很多质疑却是源于对罪刑法定的误读和浅显认识。因此，要确保罪刑法定在司法中的真正贯彻，就必须解决认识上的问题。
　　一、对刑法的几个基本特性了解的欠缺导致了对罪刑法定的误读
　　普通大众包括很多司法人员对刑法本身具有的一些特性了解的欠缺的引发了实践中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具体功能和其实施的必要性的疑问，因此，我们首先要从刑法入手，阐明刑法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才能释清这些疑问和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不理解。
　　（一） 刑法的最后性
　　所谓刑法的最后性，就是指刑法在干涉社会生活时，在法律体系的调整动态序列上，处于其他法律调整之后，以弥补其他法律的调整不足或不能。这种最后性是因为刑法通过宣布某种行为为犯罪，从而给予该行为以否定评价、对犯罪人予以刑罚制裁，其结果可能是剥夺罪犯的财产、剥夺或限制其自由甚至是剥夺其生命，其惩罚的严厉程度是其他法律所无法比拟的；其次，运用刑法调整，其本身成本昂贵：它断然地规定某些行为是完全禁止的，没有回旋的余地，而实际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却是复杂多变的，而运用刑法调整一旦不正确，不但可能会损害相对人的财产权、生命权、自由权，还会防碍人们行为的积极性，从而延缓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在是否适用刑法时，必须考虑其他法律调整适用的可能性，只有当其他法律无法调整或虽能调整仍达不到预期目标时才不得不考虑运用刑法来干涉。还有学者主张进行刑事立法时要遵循“过滤原则” , 即对某类社会关系是否运用刑法来调整，必须通过其他法律的筛选来确定，这时刑法的调整才是应该的、合理而且是必需的。因此，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决定了其实施应当是有节制的，而罪刑法定原则就是一种节制方法。
　　（二） 刑法的相对性
　　所谓刑法的相对性是指，刑法在惩罚犯罪、预防犯罪方面的作用本身具有程度上的局限性，以及刑法在这个方面的作用的有效发挥程度有赖于社会其他政策、制度和法律的配合。刑法对惩治罪犯、预防犯罪的作用是有限的，刑法只能适用于既成的犯罪行为，而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根植于社会生活，具有综合性和深层次性，可以说相对于犯罪行为而言，刑法永远是滞后的。刑法不可能将所有应予以刑罚制裁的不法行为都毫无遗漏地加以规定，因为犯罪的实质内涵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状况及价值观相对地呈现浮动现象。这就决定了利用刑法来惩治犯罪、预防犯罪只是一种非根本性的措施。而正是由于以上原因，要想有效地预防犯罪、惩罚犯罪、维持社会共同生活秩序，刑法就必须与社会的其他规范、制度和法律互相配合。
　　但是由于我国古代社会一直是小农经济占主要地位，商业和手工业担当附庸角色，因此重农抑商的观念始终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其反映在法律制度上则表现为重刑法轻民商法，刑事法律制度及其发达，其调整范围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由刑事法律规范调整一切社会关系的法律传统对我国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由于对刑法威慑力的迷信，所以1979年的刑法中存在着类推制度而现在也仍有类推的做法。一些人认为刑法应当也可以成为调整一切社会关系、起码是绝大部分社会关系的手段，但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同时，在我国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情况下，经济领域需要的自由竞争的宽松环境，动辄以刑法来干涉社会将会给社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1979年刑法中的投机倒把罪的广泛适用所带来的一些消后果就是明证）。另外，大众一直都有这样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即认为在同一段时期内，刑事法制也是应当和可以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完全兼容和同步的，而这种认识就直接导致了人们对罪刑法定主义合理性的怀疑，一旦社会上出现了某种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就认为刑法失去了其应有的功能，而罪刑法定原则就是阻碍刑法调控社会生活的功能发挥的绊脚石。但在事实上，我们根本不可能要求刑法随时随地对所有的犯罪作出反应，而认为刑法既不周严又滞后的观点本身也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观点很明显都是源于对以上的刑法特性的不了解和受我国传统法律观念的影响产生的。因此，我们应当对刑法的调整范围、功能以及它与罪刑法定的关系有正确的认识。
　　刑法的以上两个特性要求我们在遇到社会问题时，要改变那种用刑法解决一切问题的传统思路，要考虑先适用行政、民事和经济等其他社会调控手段；树立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刑法本身的内在要求的新观念。


北安市人民法院 李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