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种子质量问题的法律应对

武合讲



种子质量问题既是种子法的重要内容，又是引起种子使用者与种子生产者、种子经营者产生利害冲突的主要问题，也是在农业生产资料中存在问题最多、最难解决的法律问题。作者总结多年从事处理种子质量问题纠纷律师执业的经验，就种子质量问题的法律应对，谈点个人看法，与大家探讨。
1种子质量问题的确定。
种子执法机关处理种子质量问题投诉或者司法机关审理种子质量问题纠纷，必须确定种子质量存在问题。确定种子质量存在问题的主要方法，一是委托种子质量检测机构对种子质量进行检测，二是委托专家鉴定组进行田间现场鉴定。
1. 1种子质量检测的法律应对。
《种子法》对种子质量的检测标准、检测机构、检测人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国家已经制定了GB/T 3543.1～7—1995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和GB4404、4407、16715等农作物种子质量标准。农业部公布了多个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和农作物种子检验员。各省也公布了一批种子质量检测机构和农作物种子检验员。
在实践中应当注意以下问题：一是承担种子检测的机构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否则，即使其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检验能力，其检验结论也是无效的。例如，在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通辽市金山种子公司纠纷一案中，法院委托具备玉米种子质量检测条件和检验能力的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对诉前保全的实物证据代号“0201”玉米杂交种进行检测，认定送检样品就是“登海1号”。但由于该中心不具备鉴定资质，法院不予采信其检测结论 。二是即使具备鉴定资质，如果没有相应的检测条件，也不能承担某项检验业务。例如，要检测某送检品种是否“农大108”玉米杂交种，受检机构就必须具有或者能够获得“农大108”玉米杂交种及其父、母本的标准品种，否则，因为没有对照品种而无法进行种子真实性检测。三是要由执《种子检验员证》的农作物种子检验员实施检测。四是在实施种子检验时必须严格按照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实施检验，依据农作物种子质量标准出具检验报告。
1. 2田间现场鉴定的法律应对。
《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对实施田间现场鉴定的组织机构、鉴定人员、鉴定条件、考虑因素、作出鉴定结论的基础和原则、现场鉴定书的内容等作了具体规定。
田间现场鉴定的主要任务是对导致田间出苗、植株生长、作物产量、产品品质等受到影响的原因作出分析判定。鉴定时应当通知申请人、种子经营者和种子生产者到场，避免暗箱操作。鉴定的范围主要是劣种子，不能鉴别假种子，因为在田间现场没有种植标准品种作对照的情形下，无法对种子的真实性进行判定。田间现场鉴定的出苗率不能代替种子的发芽率。
1. 3对鉴定结论的审查判断。
鉴定结论是确认种子质量问题的关键证据，是司法机关、种子执法机关处理种子质量问题所依赖的主要证据。鉴定结论是农作物种子检验员或者农业专家，运用科学方法或手段，对种子质量问题进行鉴定分析研究后作出的判断，在通常情况下较为可信。但是，由于受技术手段、业务水平、人际关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鉴定结论也有可能是错误的。因此，对鉴定结论必须认真审查。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审查鉴定结论：一是审查鉴定人的资格和参加鉴定的人数；二是审查鉴定人与本案有无利害关系或者影响公正鉴定的关系；三是审查鉴定结论所依据的材料是否充分可靠；四是审查鉴定结论是否符合科学原理；五是审查鉴定结论是否符合法定形式；六是审查抽样人的资格，抽样程序、方法、数量；七是审查与其他证据是否不一致。
2种子质量问题的法律责任及其法律应对。
种子质量问题产生的法律责任，可分为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2.1种子质量问题的刑事责任及其法律应对。
2.1.1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指种子生产者、种子经营者在种子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种子冒充合格种子，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的行为。“在种子中掺杂、掺假”，是指在种子中掺入杂质或者异物，致使种子质量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者种子包装明示质量标准规定的质量要求，降低、失去应有使用性能的行为。“以假充真”，是指以不具有某种使用性能的种子冒充具有该种使用性能的种子的行为。“以次充好”，是指以低等级、低档次种子冒充高等级、高档次种子。“不合格种子”，是指不符合法定标准或者承诺标准的质量要求的种子。“销售金额”，是指种子生产者、种子经营者出售假劣种子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假劣种子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销售金额五万元的三倍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货值金额以违法生产、销售的伪劣种子的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按照同类合格种子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按照《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的规定，委托指定的估价机构确定。多次实施生产、销售伪劣种子行为，未经处理的，伪劣种子的销售金额或者货值金额累计计算。
2.1.2销售伪劣种子罪。
销售伪劣种子罪，是指销售明知是假的或者失去使用效能的种子，或者种子生产者、种子经营者以不合格的种子冒充合格的种子，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的行为。“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一般以二万元为起点；“重大损失”，一般以十万元为起点；“特别重大损失”，一般以五十万元为起点。
2.1.3种子质量问题刑事责任的法律应对。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犯罪对象只能是销售假、劣种子，否则，不构成本罪。销售金额必须达到5万元以上才能构成犯罪。
销售伪劣种子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致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的行为。销售假、劣种子的行为必须造成了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的结果才能构成本罪。如果只有销售行为而没有危害结果，或者虽有危害结果，但致使生产损失没有达到“损失较大”的程度，也不能构成犯罪。损失结果的计算应当科学；产量损失应当依据测产而不是估产结果计算；计算产量损失时应当即与当地该种农作物的前三年的平均单产作纵向比较，又与当地当年该种农作物的平均单产作横向比较。
两罪在主观方面都表现为直接故意，在不明知的情况下销售了假、劣种子，不构成犯罪。
2.2种子质量问题的行政责任及其法律应对。
在《种子法》中涉及种子质量问题行政责任的有两条，即第五十九条规定的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的行为和第六十四条规定的违反审定制度的行为。
种子执法机关依据《种子法》的规定，对种子经营者、种子生产者予以行政处罚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合法。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六个条件：一是主要证据确实、充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一切执法机关执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这里的主要证据，是指能够证明种子生产者、种子经营者生产、经营了假、劣种子的证据。如种子买卖合同、销售发票、种子实物、种子质检报告等。二是适用《种子法》的规定正确。三是符合法定程序。行政处罚的法定程序主要有：告知、回避、职能分离、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听证、说明理由、制作记录、时效和行政救济。四是不存在超越职权的问题。种子执法机关不得行使法律、法规没有授予的权力。也就是说，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不得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得作出吊销种子生产许可证、种子经营许可证的处罚；罚款不得超出法定幅度。五是不存在滥用职权的问题。滥用职权是指种子执法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虽然在其自由裁量权限内，但是，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目的和原则，并且极不合理。例如，对生产、经营少量假、劣种子的作出吊销种子生产许可证、种子经营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则属滥用职权。六是不存在不履行法定职责的问题。种子执法机关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缺少其中任何—个条件，都属不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对种子执法机关所作出的不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种子经营者、种子生产者应当及时提出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3种子质量问题民事责任的法律应对。
《种子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应当予以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有关费用和可得利益损失。”这是法律对种子经营者向种子使用者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和范围作出的原则性规定。
2.3.1因种子质量问题承担的民事责任及其法律应对。
《种子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了种子经营者向种子使用者承担的民事责任是赔偿责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条件：一是种子经营者向种子使用者出售了种子；二是出售的种子不符合种子质量行业标准或者承诺标准；三是种子使用者遭受了损失；四是种子使用者遭受的损失与种子经营者向其出售的种子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种子质量问题是种子使用者要求种子经营者赔偿损失的前提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种子使用者要求种子经营者赔偿损失，上述四个要件缺一不可。种子质量问题可能造成农作物减产甚至绝产，但又不一定。例如，种子经营者错把优质高产品种的种子装入劣质低产品种种子的包装袋内出售，出售的种子虽属假种子，但未给种子使用者造成损失，故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3容易与种子质量问题混淆的几个问题的法律应对。
3.1农作物生长发育质量问题的法律应对。
农作物生长发育质量问题，是指农作物生长发育不良。种子质量、栽培技术、环境条件等多种问题都可以引起农作物生长发育质量问题。种子经营者仅对因种子质量问题造成农作物生长发育质量问题致使种子使用者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种子使用者不能证明农作物生长发育质量问题是由种子质量问题引起的，种子经营者对其损失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3.2品种缺点问题的法律应对。
品种缺点问题，是指品种含有不符合人类要求的性状。任何品种都有缺点。受科学技术水平和科研条件限制，不可能在育种阶段和审定阶段发现和克服农作物品种的全部不良性状。任何一个品种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否则，育种工作将走到终点。品种缺点问题，应当由育种家通过育种途径解决，不应由种子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
解决种子缺点问题，要靠逐步建立“缺陷种子召回制度”，发现销售的种子有问题的，要及时更换；实行品种退出机制，发现经审定通过的品种已不适合农业生产需要或有难以克服缺点的，要及时退出。
3.3品种特性问题的法律应对。
品种特性问题，是指品种的抗逆性、优质性、丰产性等生物学特性不符合人类的要求。解决品种特性问题，是育种家的工作。育种家选育的品种存在或者在推广经营过程中发现某种特性表现不良或者缺少应当具有的特性，应当不予审定通过或者退出推广、经营；而不能由种子经营者承担品种特性问题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
应对品种特性问题时应当注意： 抗逆性鉴定、品质检测结果以品种审定委员会指定的测试机构的结果为准。专家鉴定组制作的《田间现场鉴定书》及其鉴定结论，不能成为因品种特性问题要求种子经营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依据。
3.4诉讼欺诈问题的法律应对。
诉讼欺诈，是指行为人（主要是种子使用者）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向种子执法机关投诉为手段，做虚假的陈述，提出虚假的证据或者串通证人提供伪造的证据，使法院或者种子执法机关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或者裁决，从而获得财产上不法利益或者低毁种子经营者、种子生产者名誉的行为。诉讼欺诈是一种犯罪行为。遇到此种情形，种子经营者应当要求人民法院或者种子执法机关对诉讼欺诈行为人予以罚款和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向公安机关报案，依法追究诉讼欺诈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作者简介：武合讲，男，1954年生，菏泽学院教师，山东贵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研究方向：种子法学和种子纠纷案件的处理。执业地址：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南路15号山东贵和律师事务所，邮编：274000， ttp//:ny148.olc.cn， E-mail:whj148@yahoo.com.cn，电话：13605306590、0530-5501515，传真：0530-5500505
从传统法律思想看中国的人权意识

林 岩


中国传统文化中到底有没有人权思想，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压迫文明，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等级观念无处不在，特权思想仍然是国人心中无法抹去的阴影，至今屡见不鲜；神权、君权、族权、夫权的幽魂飘荡在华夏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至今仍束缚着某些国人的一举一动。但当我们带着客观的眼光再次审视这段漫漫长路时，我们惊喜的发现，四处闪耀着的人权的光芒也能耀人眼目。
人权这个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是没有的，它是17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20世纪初，它伴着西方列强的铁蹄姗姗来迟，是西方的“泊来品”。
什么是人权思想呢？《国际人权法》认为，“人，作为人享有或者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为人权。这个释义是等同与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中提到的人权的，即“HUMAN RIGHT”。我以为，如果我们简单的把人权的概念局限在“HUMAN RIGHT”，那么，讨论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存在人权思想这一问题便无从谈起。
人权就是每个人所具有的或应该具有的基本权利。首先是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一个人首先要活下去才能谈及其他；其次是人应该享有的其他基本权利。这是我国普遍赞同的观点。从人权理论上看，人权思想应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人权意识，这是人权思想得以成长的阳光和水；第二个层次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权，即把人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并予以保障。人权意识是人权思想的雏形，它指的是一种文化氛围，一种深植于民族骨髓的文化底蕴。下面我们就从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来讨论一下中国的人权意识。
提到中国的传统的法律思想，就不能不提到儒。儒家思想几乎是整个封建社会立法的指导思想，它的精髓是“仁”，“克己复礼谓之仁”，礼即周礼，而周礼的核心是一种“明德慎刑”的理念，提倡德，舍弃恶，以德待人，善莫大焉，把德、善视为最重要的品行，这就为孔子的儒家学说的提出提供了一片饶土。仁说的核心是“爱人”，孔子“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孟子“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像尊重自己的父母一样尊重别人的父母，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别人的孩子，这是一种深层次的人文关怀。孟子同时强调了“民本”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实际上是体现了一种人权思想的。儒家文化不仅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而且尊重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到汉朝大儒董中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升华为一种集道、法、儒诸家思想于一身的新的文化。它承袭道家思想的精髓，讲究“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其基本观念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仁的德行出发，人不仅要尊重他人，而且要尊重他物，即自然界的一切生命以至无生命的存在物都必须加以尊重，这种以义务的形式表现人权思想的文化可以说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生态文化。这种文化内涵的外延是一种同情心。同情心是一种伟大的情感，对人施与同情心是对人的尊重，对物施与同情心，把同情心延伸到人以外的生命体，一如孟子对动物“见其生而不愿闻其死，闻其声而不忍食其肉”，则比西方的“HUMAN RIGHT”走得更深了一步。“天人感应”的思想在法律上也有所体现。董仲舒等人在《春秋》中论述了春夏生养，秋冬肃杀的天道思想，认为死刑的审判须在秋后，决狱断案必须在冬季，这就是后来一直在封建社会得意沿用的“秋冬行刑”。
而对生命的尊重在中国传统法律的体现，则是深刻而多方面的。自汉初起，汉文帝和汉景帝相继进行了刑制改革，废除肉刑，减轻了刑罚的残忍程度，由此为发端，至隋唐时期，肉刑基本废除，而早在汉朝，以“仁政”精神为指导，人权意识得到更深刻的体现，进一步确立了刑罚的年龄上限和下限，乃至确立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原则，法定近亲属之间不能相互告发对方的犯罪行为，“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至其中矣”，这种思想虽然在而今的法律思想看来不足取，但也不失为人道，体现了一种朴素的人权思想。值得一提的是，自汉始，创制了疑狱献决和录囚制度，于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完善了死刑复奏制度，乃至隋唐时期发展成为死刑三复奏和五复奏制度，这个发展的过程无疑是对人的生命权逐步认识和尊重的过程。
人权是相对于神权而言的。西方文化起源于宗教，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历史上出现过一个宗教长期统治的漫长的中世纪，而在中国古代，没有出现过一个宗教长期统治的历史阶段。西方如来我们可以膜拜，神化的孔圣人我们以为根本，就连近代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我们也能够信之，这从侧面反映了宗教在广大国民心中永远没有西方国家那么浓厚，那样普遍。儒家文化是现实主义的，它把目光关注于国计民生上，投放在人民的衣食住行上，对神灵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对神的存在避而不谈甚至表示怀疑。在孔子看来，社会关系的本质是人伦，即是人与人是关系。他崇拜自己的祖先，这实际上是伦理原则对死者的延伸，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崇拜祖先胜于崇拜神。总的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重视人，重视现实生活，重视道德而轻视神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人权思想。
在法制不发达的中国古代，重视道德，必然导致中国要靠道德来维系社会的安定，即中国特色的道德统治。
道德主义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发达，而对中国文化起到主导作用的儒家，它本身是一种“克己复礼”的道德学说，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有所论述。除了儒家文化，两千年前的墨家思想，也是非常典型的道德统治学说。
墨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墨子，他主张“兼爱”、“非攻”，认为天下大乱，国与国、人与人互相伤害，互相残杀，其原因就在于不相爱，因此,只要“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就能够做到“视人之国若其国，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身若其身”，从而实现天下大治；他主张“不党父兄，不偏贵富”，“夫爱人者，人亦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这无疑是一种朴素的主张平等的人权思想。
道德统治另一个典型的表现则是“春秋决狱”。西汉大儒董仲舒等人提出以《春秋》大义作为司法裁判的指导思想，凡是法律中没有规定的，以儒家经义作为裁判的依据；凡是法律条文与儒家经义发生矛盾的，仍以后者为裁判的依据。这说明儒家经义具有高于现行法律的效力，即道德高于法律。“教民以礼，知义而无乱”这是中国古代大多思想家所追求的共同目标。
中国古代的人权意识之所以没有在法律条文中有所体现，之所以没有关于人权的立法，我以为，与中国古代道德高于法律的历史现实是分不开的。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人权意识已然沉淀于中华民族的每一根骨骼里。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德治，用法律的手段去限制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本身就是不人道的。但道德统治必须匹配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在中国古代落后的经济条件下，道德统治的结果无形中导致了更多人权的丧失。现代社会里，社会文明仍未达到高度发达，大同社会仍只是一个远大的目标，因此，使每一个人的权利得到较好的保障的最佳途径无疑是人权的法律化。
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所能享有的人权是什么，这是法律所能奉献给我们的；而我们要自觉起来维护，大胆起来捍卫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则更多的需要民众的人权意识。客观地挖掘出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土壤中的人权意识，正是为了更好的捍卫我们自身的权益。

作者地址:广西师范大学育才校区533信箱
邮编:54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