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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督促起诉制度探析

黄宝金 赖兴平


民事督促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负有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监管职责的有关监管部门或国有单位不履行或怠于履行职责，案件性质可通过民事诉讼获得司法救济的，检察机关以监督者的身份，督促有关监管部门或国有单位履行职责，依法提起民事诉讼，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制度。在工作实践中，由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造成了该制度发展步履维艰，检察机关能否作为民事诉讼的起诉主体？民事督促起诉是私法上的权利救济还是公法上的权利救济？如何完善民事督促起诉等问题，各界争议较大。面对诸多问题，笔者试图从民事督促起诉及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入手，对民事督促起诉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完善民事督促起诉制度的几点思考。

一、民事督促起诉制度的特点

首先，民事督促起诉是检察机关以监督者的身份，督促有关监管部门或国有单位履行自己的职责，依法提起民事诉讼，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也就是说检察机关作为原告参与到诉讼中是具有条件的。如果经过检察机关民事督促起诉后，有关监管部门已履行职责或者以原告身份起诉，民事督促起诉整个监督程序终结；如果经过督促起诉程序，有关监管部门在合理的期限内仍然拒不履行监管职责的，检察机关才以国家利益代表的身份提起民事公诉。
　　其次，从性质上来看，民事督促起诉体现的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是检察权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监管部门的一种直接监督，属于对特殊民事领域的国家干预，是建议性的法律监督权，而并非法律的一种特别授权，只是法律监督权的当然运用。在目前缺乏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这样至少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法律的权威性，保证法治的最基本的要求得到实现。
再次，从适用范围来看，其重点是保护国有资产。主要是在国有土地等自然资源出让开发过程中、公共工程招标发包过程中、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拍卖变卖等过程中，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或者面临受到损害的可能的条件下，才可以督促有关监管部门或国有单位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对于那些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侵犯弱势群体利益案件和社会公害事件并未作规定。

二、建立民事督促起诉制度的理论及实践根据

1、建立民事督促起诉制度符合宪法、法律精神，是宪法原则在诉讼领域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的表现。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享有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相应地，国家就有义务帮助人民实现他拥有的权利。但现实中，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然存在权力所有者与使用者相分离的现象，人民还必须把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委托给国家机关行使。虽然受托者的权利来源于人民，并且是人民基于对他的信赖而作出的自愿选择，但当他从人民中分离出来作为人民行使权利的代表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偏离人民意志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二条第2款规定: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要防止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以权谋私，工作懈怠等现象，保障各级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这就需要赋予人民直接监督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力。然而在我国现行的机制和体制下，尚未建立以私权制衡公权的体系，与公权力行使无关的个体介入公权力的行使过程或结果，缺乏程序上的保障。这种介入仍需借助另一种国家权力的力量，即以公权制约公权。因此，当某一受托者不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使权利时，人民另行委托其他受托者依法管理事务，这为民事督促起诉制度产生了先决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权,保护社会主义全民所有的财产。检察院基于民事督促起诉以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为本位,以公权力监督为重心,符合我国检察权的宪法定位，也满足人民行使主权的需求，是社会主义民主在诉讼领域内的具体体现。它将为人民带来广泛而真实地行使民主权力而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新途径，使社会主义民主在诉讼领域内制度化、法律化。
2、建立民事督促起诉制度符合我国现行法制现状，是“正当法律程序”的内在要求，是法律监督权的必然选择。由于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诸多审判盲区，尤其是对诉讼资格的严格限制，使得司法界在面对一些诉讼的时候无所适从。从感情上，法官们支持他们，但从法律上，有些诉讼又不得不驳回。以经济违法案件为例。经济违法案件虽然严重侵害了国家经济秩序和公有资产权益，但由于至今我国尚缺乏程序性的经济立法，实践中除非受到经济违法行为侵犯的直接利害关系人起诉，法院对经济违法案件没有审判权。这种审判盲区的最明显表现，就是对经济违法案件告状难、处理难。最为典型的例证莫过于国有资产流失案件了。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只能求助于“正当法律程序”，建立起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使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对侵犯国家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通过审判程序对违法者给予必要的法律制裁。然而要建立起这样的制度，不仅需要立法，而且要与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衔接配套，是一个相当漫长和复杂的过程。对于现在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钻国家法律、政策的空子，侵占国家财产谋取个人私利，造成国有资产被非法侵占或国家利益被损害而无人提起民事诉讼的局面，就需要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从设计监督制度入手，堵住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目前，全国检察机关都在积极探索和建立相关监督制度。实践证明，民事督促起诉制度在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们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法制，推进了我国法治化进程。
3、建立民事督促起诉制度符合我国国情，是维护公益、保障民生的有力监督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由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涉及到全体国民的共同福祉，涉及到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强调对私有财产和个人利益实行平等保护的同时，我们必须更为关注对公益的保护。尤其是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对国有资产进行有效的司法保护是司法活动的重要任务，但现实生活中侵犯国有资产的情况却屡见不鲜。首先，外资的大量进入使得中外合资的机会更为广泛。不法外商利用中外合资的机会侵吞我国国有资产，以及地方管理部门与国有企业利用合资机会捞取地方利益或个人利益的现象，都有可能会出现。其次，随着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一些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可能打着外资的旗号进入中国市场，工业垃圾进口将为我国的环境执法带来更大的困难。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应当继续走发达国家“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子。应当强化环境保护意识，强调可持续发展。虽然当前建立民事督促起诉制度并不能完全解决以上这些问题，制度的完善还存在着种种障碍，但该制度是在全面系统解决以上诸多问题中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在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方面有重要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关于如何建立完善民事督促起诉制度的若干思考

　　如前所述，建立民事督促起诉制度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主持社会正义、实现社会公平，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在借鉴国外立法及司法实践的同时，如何建立、完善民事督促起诉制度呢？笔者认为，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民事督促起诉成立的前提既应包括违法行为已造成的现实损害，也应包括虽尚未造成现实损害但有损害发生可能的情形。即只要行为人有违法行为，无论是否有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结果，检察机关都应有权督促起诉，以更加有效地保护国家及社会公共利益和秩序，防止严重危害结果的发生，把违法行为尽量消灭在萌芽状态。
2、正确认识和把握建立民事督促起诉制度的作用。笔者认为，民事督促起诉制度的作用应当是对国家机关执法活动的补充，应当成为一种辅助性的制度。不能反客为主，更不能取代国家机关的执法。
对监管权的法律监督须保持相当的理性和克制，其对监管部门的裁量应当给予必要的尊重，以免影响到监管的能动与效率。但前提是必须建立有一套民事督促起诉制度的相关程序，使违法者难逃法律的制裁，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
3、从现行民事督促起诉的建立情况来看，其范围是有限的：一是所针对的必须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遭到损害。而监管部门渎职或监管缺位,且无人起诉。二是所涉及的必须是民事违法行为。该民事法律关系的一方为国有单位（包括国有公司、国有企事业单位、监管部门、公共团体），而且这种民事法律关系之上存在公共权力的管束。笔者认为从发展趋势来看，不仅应包括国有资产流失案件，还应包括环境公害、侵犯弱势群体和社会公共性危害事件，这样才更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求。当然，这种监督也不是无度的，应当考虑适当性原则及督促前置性原则。检察机关应当先向有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书或督促起诉通知书，在有关部门拒不起诉后，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
4、民事督促起诉制度需要立法的支撑及三大诉讼法的衔接配套，防止出现法律规范性冲突和法律适用的不统一。民事督促起诉采用检察督促起诉书的方式，这种督促起诉书缺乏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笔者认为，应通过立法设立配套的程序保障机制，确保督促起诉书的法律效力。并由此形成各种前瞻性和引导性的司法政策和司法依据等功能。只要能确保对监管权的监察、督促,以及提出建议能够落实, 监管部门能予以接受并履行职责,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检察监督目的就足以实现。这样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检察机关作为原告参与到诉讼中去，也将有利于约束检察机关行使权力，并尽可能地减弱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带来的负面影响。
5、从当代诉讼发展趋势看，应加快宪法司法化进程，并逐步将宪法纳入公益诉讼的范畴，由此发挥诉讼所独具的排解纷争和冲突，保护为立法所认可的各种合法权益。民事督促起诉是一种公权力监督。因此，检察机关要始终地、充分地尊重诉权主体的自主决定作用，避免督促起诉的压迫性倾向。更不能由此取代当事人的诉权地位，不能影响人民法院对受督促案件的立案审查裁断权及其他审判权的独立行使。人民法院对于被诉的违法行为是否属实进行审查。经过审理．人民法院对于查证属实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判决；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起诉予以驳回，依法规范诉讼活动。


五华县人民检察院 黄宝金 赖兴平

后现代主义对民事主体制度的影响——民事主体制度改革的方向

李怡平


　　雏形期的后现代主义原仅指19世纪50年代一种以背离和批判现代和古典设计风格为特征的建筑学倾向，后被移指文学、艺术、美学、语言、历史、政治、伦理、社会学、哲学甚至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中具有类似倾向的思潮。现代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二战后由国家垄断走向国际间的跨国垄断阶段，即晚期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也即进入现代主义为背景，以逆向思维分析方法批判、否定、超越近、现代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为特征，以一种新的话语、新的形式解释世界的特点的泛文化思潮。它的主要观点是强调世界自身的多样性，反对、否定和超越传统形而上学、二元论、本质主义、理性主义、机械主义、父权制等。近年来遍及中国学术界的后现代主义，无论作为一种文化思潮还是意识形态，都是针对现代而言的，是对现代主义的超越和否定，是用诸多新范式对旧范式的取代。现代主义是18世纪以来工业化的产物，它以科学、理性、自由、民主、博爱、绝对、统一性、一体化，以及经验性和终极关怀为基本特征。后现代主义则是对现代性的超越，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意识形态、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科学观等领域发生的一次“哥白尼式”革命。后现代主义主张“破权威”、“去中心”、“拆结构”，其出发点乃是个人的更彻底的自由。它倡导方法论上的多元论和从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的观点。后现代主义给法学的并非是一片破坏的废墟，而是别样的视野，从而为法学践开拓了更大的可能性。后现代主义法学随着后现代主义这个名词的引入逐渐蓬勃起来了，但是仔细考察一下，其之所以蓬勃，原因并不是法学内思想学术的发展，而更多是法学内政治经济的发展。后现代主义对法学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后现代主义对民事主体制度有什么影响呢，它对我国民事主体制度的改革又有些什么作用呢？现代法学强调理性的个人作为法律的主体，在法律的制定、适用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后现代主义则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法律主体不是自然的，更不是自治的，也没有什么自由，理想的个人作为自治的法律主体已不存在。后现代主义告诉我们：主体已经死亡，由此而演化出的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客体体现主体的意志，客体对主体的异化都将不复存在。彼德•C
•山柯认为：“自我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实体；它纯粹是一个社会、文化、历史和语言的创造物。” 法律主体是被创造出来的，是被所谓的理性塑造出来的，而理性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此，法律主体也是虚构的神话故事，而不应该从自身而不是从任何其他的渊源寻求生命的神圣，而为法治奠定人性基础。

一、对后现代主义的阐释
　　在法国学者利奥塔看来，“后现代”不应理解为和现代相断裂的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它不是位于现代之后，而是隶属于现代的一个部分。后现代主义不是穷途末路的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主义的新生状态。法国学者德里达则着重批判了一直在人的思维领域占据核心地位的逻辑中心主义。在这种主义看来，人类的文化和认识领域，存在着由人类思维逻辑推导出来的关于世界的客观真理。科学和哲学的目的就在于认识这种真理。不管这种真理实际上能否获得，人们总是孜孜以求。而德里达则认为在2000多年的文化传统中，逻辑中心主义代表着一种没有可能的、自我毁灭的梦想。而哈贝马斯认为过去的所有哲学及科学理论对人类现实的基本困境，如犯罪、孤独和疾病等都一筹莫展，不能给人的精神带来安慰，无视个体对拯救的呼吁；它们所描绘或重建的大多都是冷酷无情的历史，忽视交往理论的研究。科学家只关心客体本身的关系和规律；而哲学家只关心主客体间的关系；很少有人深入到人际交往的3个方面：即认识主体与事件或事实的世界的关系，行为世界中处于互动状态的实践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关系，以及一个成熟而痛苦的主体与自身的内在本质和主体性的关系。而后形而上学将要突破传统理论的栅栏，更多地关心人类的日常生活，以驱除内心的孤独，将个人真正融入到社会大家庭中。布尔迪厄也步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的后尘，从社会学角度突出了后现代主义，他认为必须从如下方面来理解社会生活，即要公平地对待物质世界、社会和文化结构、正在建构的实践和个人与团体的经验；必须提倡一门反观性（reflexive）的社会学，克服主体与客体、文化与社会、结构与行为的理论对立；把现象学和有关结构的探索有效地融入到一个完整的认识论模式中。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性使主体失去了自主性，现代主义虽然确立了主体和主体性，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主体越来越失去了自主性，同时，还忍受着内外的压力而焦虑、苦闷、彷徨、忧郁、孤独、无助，随波逐流，无所适从；主体意味着主客二分，主体的存在不仅意味着主客二分的存在，也反观了现代性的缺陷；其实主体只是现代性的一个杜撰，根本不存在。世界没有人和物的关系，只有物和物的关系。后现代主义反对理性，消解主体性。它的观点是：随着科技理性的昂首阔步，为人们带来了充分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带来了环境的破坏和人的自主性的完全丧失。所以，后现代主义要求反对理性，消解主体。但这显然不是科技理性的错误，而是运用科技理性的社会运作方式的错误。犹如原子能本身没有错误，错误的是运用原子能制造了原子弹一样。事实上，理性也不可能被消解。其道理在于：其一，理性是人所特有的；其二，人们仍然只能依赖主体，用理性去纠正理性的偏差、恢复人的主体性。人们应该做的事情是，恢复人的本性，使理性健康的发挥作用。就此而言，后现代主义对当代社会的把脉是准确的，只是开错了药方。既然法律主体一如后现代主义者的阐释，是被创造出来的，是被所谓的理性塑造出来的，根据此种观点，民法中的民事主体制度应该从传统的“二元论”或“三元论”中走出来，向更为广阔的方向发展。

二、关于民事主体制度

　　主流的民事主体判断标准认为，民事主体的本质条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存在；二是国家法律的确认。抽象人格论认为，衡量能否成为民事主体的标准，应当看其是否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抽象人格，是"抽象的法律人格"的简称，又称一般的法律人格、一般人格，是指人们平等普遍、独立自由且终身享有的不可变更、不可转让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权利能力论认为，凡是法律关系的主体，都应具备能够依法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法律资格，即权利义务能力，简称权利能力。权利能力是一个自然人或社会组织在法律上的人格确认。具备法律上的人格才具备法律上的主体地位，才能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民事主体功能论认为，法律对于民事主体的规定，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赋予所有自然人民事主体地位，使其参与民事法律关系，享有相应的权利义务；二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和发挥特定的功能而对一定的社会存在赋予民事主体地位，确认其权利能力，这主要是针对社会组织和特定财产而言的。个人在经济和社会中发挥着重要功能，是法律确立自然人民事主体地位的根本原因。法律赋予一些社会组织有独立于其成员的民事主体地位，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团体的特定功能。一些社会存在要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发挥功能作用，就必须通过参与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才能实现，此种情况下，法律就有必要赋予某些社会存在民事主体地位。
　　综上所述，我们可得出两个结论。其一，民事主体的主体地位必须得到法律的确认。此为上述各种理论的共识。从现实的角度看，法律毕竟是控制社会的一种工具，控制进入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范围是立法者进行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因而，一种社会主体能否取得民事主体地位完全是立法者选择的结果，民事主体资格是法律所赋予的资格。其二，民事主体的确认的具体条件不同。传统民事主体判断标准"为四要件，即名义独立、意志独立、财产独立、责任独立，缺一者不能被法律确认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对于"传统民事主体判断标准"的四要件，已经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其将大量事实的民事主体排除在法律主体之外，不利于经济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抽象人格论" 对于解释各种类型的民事主体的地位何以平等，则很有说服力和学术价值，但在民事主体的判断标准问题上，没有提出实质性的见解。因为"抽象人格论"认为在" 抽象人格"之下，还有各种具体人格，包括自然人、法人、第三民事主体等，但这种具体人格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则未提出。权利能力只是对民事主体共性特征的一种抽象，是立法者为了将法人引进民事主体领域的一种立法设计，而不是民事主体的判断标准。 "民事主体功能论" 在民事主体的判断标准问题上很有新意，角度独特，提出特定功能是民事主体确立的重要依据。但问题是所谓的“功能”如何把握则没有标准。
　　我国的民事主体经历了从非全部的自然人，到全部自然人再到法人和自然人并存，又有现在民事第三主体——非法人团体的出现，这么一个漫长的发展历史，说明了民事主体范围的逐渐扩大。同时也说明：法律对社会上活动实体的主体承认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漫无目的的任意设计。现代法律对自然人的主体地位的确定，没有什么争论，现在在理论界分歧较大的是非自然人的民事主体判断标准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非自然人主体要被确立为民事主体，应具备独立的意志，可供其支配的财产和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首先，只有具有独立意志，才能成为其他主体的一个具体的交易对象，才能与其他主体发生意志交流，安排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建立民事法律关系。其次，拥有自身可支配的财产，是一个客观实体成为民事主体的重要物质基础，只有经济上的独立才有人格上的独立，非自然人要参加民事活动，必须有一定的财产为基础。再次，非自然人主体能独立地承担责任。只有当其能一自己的名义独立承担责任的时候，才能在其侵害相关主体的权利是受到惩罚，受害者才能得到救济。

三、后现代主义对民事主体制度的一些影响
　　如果真像后现代主义者的阐释的那样，法律主体包括民事主体都是被创造出来的，是被所谓的理性塑造出来的，那么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社会存在体，一旦有必要，都可以被赋予法律主体的资格，成为民事主体。如此构建的民事主体制度就会更具开放性和多元性。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出发点乃是为了个人的更彻底的自由，那么法律作为人的权利的保障，是否也应该为人的更自由的发展而创造更广阔的空间呢？
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法对“人”的态度在现代社会发生变迁。在现代民法中,民事主体已经远远地超出了罗马法的自然人唯一范围，越来越多的社会存在实体(包括非生命体)已经进入或需要进入民法的视野; 法人与非法人组织、胎儿、死者、动物等非自然人实体已经或者可能与自然人相并列而成为法律主体，非人可人的趋势正在加强。将它们列入法律主体表面上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而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保护现实人的利益。那些非自然人主体地位无非来源于立法者的抽象与虚拟，而这种抽象和虚拟是基于现实中人的需要，既然法律可以赋予不能说话的国家、公司、胎儿等法律资格，为什么人类不能赋予动物等生命实体法律资格呢? 另外，传统民法上的人不能再称之为“公民”。首先，称“人”为公民如何确定外国公民、无国籍人的民事法律地位？其次，这种表述还给研究和解决生命体的民事法律地位问题带来前提障碍。

　　随着历史的发展，市场主体由自然人单一主体发展到自然人、合伙、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等多元主体。与之相适应，民法上的民事主体制度也从承认单一主体到承认多元主体。传统民法之所以不承认其他组织的民事主体地位，是因为其他组织不像法人那样有独立的财产及因此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而是正好相反，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但现代民法越来越意识到，衡量能否成为民事主体的标准，应当看其是否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即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我国现行的民事特别法赋予了其他组织的权利能力，即法律人格，而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则》却将其他组织基本上排斥在民事主体之外。不过，现行的《著作权法》和《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其他组织（或与之相类似的称谓）的法律主体地位。从立法进程上说，《民法通则》产生较早，当时并不存在大量的个人独资企业、乡镇企业、法人分支机构等这些介于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市场主体。所以，作为记载经济关系的民法应当适应市场主体发展的需要，承认其他组织作为第三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只有这样，其他组织才能与自然人、法人一样享有独立的法律人格，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我们当从后现代的视角深刻洞察和终极关怀现代法治原则和法律进步何以创新发展，从而真正确立“关注边缘群体”，“凡是存在的就是平等的”，“未说出的比说出的更重要”和“尊重一切人类群体应有的权利、尊严和价值”的观念，创造一个更合理、公正的社会。

　　后现代法学强调了法律具有开放性结构，摒弃了“主 客”对立的思维模式，倡导人与人之间的互通性。后现代主义法学摆脱康德以主体为本的思考，不预先假设主体和客体的对立，不承认法律具有固定的含义和本质，强调法律是一个开放性结构的观点。并且“后现代法学否认法律主体向法律客体的转化，解构了人文主义的主体观，屏弃了‘主——客’对立的思想模式，提倡‘你——我相关’的模式。后现代法学认为，区分法律主体与法律客体是毫无意义的，法律主体对法律客体的沟通和认识，就像对‘你’的认识，必须将法律置一定的情格和历史中，才能有所沟通。鉴于后现代主义否认主客体的对立，以“主客一体观”作为其哲学观，认为认为所有的社会实体都是平等的，那么这些观点可以作为动物成为民事主体的理论基础。而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认为，民法的发展应更具开放性和多元性，那么作为民法基石的民事主体制度也应该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四、结语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思潮， 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后现代可以使我们重新选择位置、立场和思维，在新的语境中阐述中国的法律发展。后现代主义向现代法学传统发起了有力的挑战，我们必须认真应对，在法律主体、法律的不确定性和法学研究范式转换等方面汲取有益的养分，探索我国法制建设和法律发展之路。后现代主义的法律价值观既是现代理论的继续，也是对现代社会反思的结果。从实践方面看，日益加剧的人类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困境和生存危机，是后现代性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后现代主义强调对法律主体的探索是十分有意义的。不预先假定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不承认法律具有固定的含义和本质，强调法律是一个开放性结构的观点，这可以激发人们对法律问题的反思，从局部边缘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为重新认识法律主体提供了一个新的阐释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