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市公园管理规定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民政府
南宁市公园管理规定
市政府令第45号
《南宁市公园管理规定》已经2006年4月18日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9月1日起施行。
市 长：林国强
二○○六年七月七日
南宁市公园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本市公园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促进公园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根据《城市绿化条例》、《南宁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公园是指市、县（区）人民政府确定的供公众游览、观赏、休憩，开展科普、文化及健身等活动，有相应的设施和良好生态环境的城市绿地和公共场所。包括综合性公园和植物园、动物园、儿童公园、文物古迹公园等专类公园。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公园的规划、建设、管理和保护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市公园管理工作。
县（区）人民政府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公园管理工作。
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公园有关管理工作。
法律、法规规定和市、县（区）人民政府确定由其他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公园，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市、县（区）人民政府确定的职责分工进行公园管理工作。
各公园管理机构具体负责公园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五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将公园的规划和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设立专项经费用于公园的建设、养护和管理，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投资建设公园或者以捐赠、资助等方式参与公园建设。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有权劝阻、举报。
第二章 公园建设
第七条 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发展与改革、规划、建设等行政主管部门编制本市公园发展规划，经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综合平衡后，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第八条 新建、改建、扩建公园应当符合本市公园发展规划。
公园的绿化用地比例应当不少于陆地面积的65%。
本规定实施前已建成公园的绿化用地比例未达到该标准的，不得新建、扩建各类建筑物、构筑物。
第九条 依法确定的公园用地和规划确定的公园用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或擅自改变其使用性质。
不符合公园规划要求的驻园单位应当迁出。不能搬迁的，应当遵守本规定，不得破坏公园景观及各类设施，不得影响游人游览安全，不得擅自在公园内进行任何新建、改建、扩建工程。
第十条 公园的设计应当由具有相应园林规划设计资质的单位承担，设计方案应当符合《公园设计规范》，并报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公园设计方案进行调整的，应当在调整后30日内将方案报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公园的建设施工应当由具有相应等级资质的施工单位承担。
新建、改建、扩建公园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规定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十二条 公园内的各类设施应当按照《公园设计规范》设置，并与公园功能相适应，与公园景观相协调。
公园的配套服务设施应当统一规划，控制规模，按照公园设计方案设置。其中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按照环保要求配套建设污染治理设施。
第十三条 严格控制公园周边影响公园景观的建设项目。具体的控制范围和要求由市规划、园林绿化等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制定。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需在已投入使用的公园内进行工程施工的，应当征得公园管理机构同意，并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进行施工。
市政公用工程、供电供水管线施工等涉及公园用地的，应当采取避让措施。确需穿越公园或者占用公园用地的，建设单位应当征求公园管理机构意见，并按规定到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办理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等审批手续后方可进行施工。
第十五条 在公园内进行工程施工的，不得破坏公园景观及各类设施，不得影响游人游览安全。
第十六条 公园内水、电、燃气等市政管线和其他市政设施应当隐蔽埋设，不得破坏公园景观，不得影响树木的生长，不得危及游人人身及财产安全。不符合前述规定设置的，应当予以改建。
第十七条 新建公园投入使用后60日内，建设单位应当到市、县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公园登记备案。
改建、扩建公园及其他改变公园登记内容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到市、县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三章 园容和游园管理
第十八条 公园管理机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依据公园总体规划及专项规划进行公园的各项建设；
（二）建立健全公园管理的各项制度；
（三）负责公园设施的建设、维护与管理；
（四）负责公园园容管理和保护；
（六）负责游园管理；
（七）加强安全管理；
（八）本规定及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九条 公园应当每日按时开放，开放时间应当公示。因故不能开放的，应当提前公示。
第二十条 游人进入收费公园应当按规定购买门票，不得逃票和使用假票。
第二十一条 公园的收费标准及优惠办法应当公示。
老人、残疾人、现役军人、儿童、学生进入收费公园，凭身份证明可免购门票或享受购买门票的优惠。具体优惠办法由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相关规定制定。
第二十二条 公园门票、公园游园项目以及参观点内交通客运的价格，经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市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核定。
因公园增加游园项目、游园项目内容或其他原因，需要提高公园门票价格的，由公园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市价格主管部门核定。
公园内举办活动确需实行收费或提高公园门票价格的，应向价格行政主管部门申报临时活动门票价格。
按规定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公园，其门票和公园游园项目、参观点内交通客运的价格，由经营者自主定价。
第二十三条 公园园容应当整洁、美观并符合下列要求：
（一）绿化植被长势良好；
（二）建（构）筑物及园内各类设施、标牌外观完好、符合规范；
（三）水体清洁，符合观赏标准；
（四）古树、名木、文物、古迹保护完好；
（五）无外露垃圾，无污物，无痰迹及烟头等杂物。
第二十四条 公园的各类标牌的文字图形应当规范，标牌内容可以根据需要采用中外文对照标识。
公园入口处明显位置应当设置游园示意图、公园简介、游园须知；殿堂、展室入口处应当设置简介；主要路口应当设置指示标牌；危险地带应当设置警示标牌；非游泳区、防火区、禁烟区应当设置明显的禁止标志。
第二十五条 除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使用的手摇、手推轮椅车和儿童车外，其他车辆未经公园管理机构允许不得进入公园。
第二十六条 在公园内开展文化、体育、娱乐、商业等各类活动的，应当征得公园管理机构同意。按规定需报其他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活动的，活动组织者或经营者应当办理相关手续。
各类活动应当按照批准的内容和范围在指定的地点开展；需要搭建临时设施的，不得影响公园景观；活动期间，举办单位应及时清除垃圾等各类废弃物；活动结束后，举办单位应当及时清理场地，拆除临时设施，将公园景观、绿地及各类设施恢复原状。对公园树木、草坪、设施造成损坏的，应当给予赔偿。
公园管理机构不得批准在公园规划确定的区域或设施外从事商业性文化、体育、娱乐、服务等各类活动。
经批准在公园内从事商业性文化、体育、娱乐、服务及其他经营的，经营者应接受公园管理机构的检查、监督，遵守公园管理的规定，不得擅自扩大经营面积、搭建经营设施，不得占用绿地、道路从事经营。
在公园内游人自发组织的体育、文化娱乐活动，应当服从公园管理机构的管理，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第二十七条 公园内各类活动产生的声音的音量不得超过环境保护部门规定的噪声标准。
第二十八条 公园内不得设置影响公园景观的商业广告。
第二十九条 任何人不得擅自改变公园内供游客游览、休憩的亭、廊、榭、阁等园林设施的用途。
第三十条 进入公园的游人应当文明游园、爱护公物、爱护环境，不得影响和妨碍他人游览、休憩。
第三十一条 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在建（构）筑物、自然景物及各类设施上攀爬、涂写、刻划、张贴，但公园管理机构划定专门用于上述用途的除外；
（二）随意堆放物料，在树上、绿篱上吊挂、晾晒物品；
（三）在指定的体育运动场所以外的区域拉网打球、踢球，开展旱冰、滑板等体育活动；
（四）翻越围墙、栏杆、绿篱；
（五）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果核）、烟头、口香糖等废弃物；
（六）携带犬类等宠物；
（七）在禁火区吸烟、使用明火；
（八）在非游泳区游泳；
（九）强行向游客兜售物品，影响公园秩序；
（十）采挖植物，攀折花木，损毁草坪、树木；
（十一）焚烧垃圾及其他杂物；
（十二）捕捞、捕捉动物，恐吓、投打、伤害动物或者在非投喂区投喂动物；
（十三）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物品及其他危险品；
（十四）随意倾倒杂物、垃圾、不符合排放标准的污水等废弃物；
（十五）其他损害公园绿化及设施、影响园容和游览秩序的行为。
第三十二条 未经公园管理机构许可，不得在公园内营火、烧烤、垂钓、宿营。
第四章 安全管理
第三十三条 公园管理机构应当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根据需要配备专职或兼职的安全管理人员，并定期进行应急演练。
公园开放时遇有紧急情况或者突发事件，公园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应急预案采取相应措施，并及时向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
第三十四条 公园管理机构应当将公园可接纳的游人容量予以公示。当游人超过设计容量时，公园管理机构应当采取限制游人入园等有效措施。
第三十五条 在公园内举办大型活动的，活动组织者应当按规定报经公安部门等相关部门审查。活动组织者应当制订活动安全工作方案，活动设备、设施、作业人员应当符合国家相关安全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
第三十六条 公园内的各类设备、设施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相应的质量和安全检验，并定期检查维护，保持完好、安全、有效。
第三十七条 公园内的游乐项目应当按规定经有关部门检验合格方能运营。各类游乐项目必须在入口处向游人公示安全须知。
游乐项目经营者应当定期对游乐设施进行安全运行检查及检测、维修保养。
水上游乐项目应当配备完备的救生设施。
第三十八条 游乐设施的操作人员，必须经业务培训合格后，持证上岗。每次运行游乐设施前，操作人员应当对乘坐人的安全防护措施加以检查确认，设施运行时应当注意游客动态，及时制止游客的不安全行为。
游客在使用公园游乐设施时，必须严格遵守安全保护规范，服从管理人员的疏导。
第三十九条 公园内的道路应当符合通行标准，并按有关规范设置交通标志，保障道路畅通和交通安全。
经允许进入公园的车辆，应按限定的速度在指定的路线行驶、在指定的地点停放。
公园内的作业车辆运行应尽可能避开游客多的时间和路径，无法避让时，应注意疏导游人或采取其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
第四十条 公园管理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做好防风、防雷、防火等安全工作。公园内应当合理设置消防水源和消防设施，保证消防通道畅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县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给予处罚：
（一）违反本规定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公园绿化用地面积达不到规定标准的，按与标准面积的差额处以应交纳绿地建设补偿费的2倍至3倍罚款。
（二）违反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规定，擅自在公园内从事商业经营和娱乐服务活动的，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擅自扩大经营面积、搭建经营设施或者占用绿地、道路经营的，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第三十一条第（十四）项规定，向公园内倾倒杂物、垃圾、不符合排放标准的污水等废弃物的，处5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以下规定的，由市、县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公园管理机构给予以下处罚：
（一）违反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车辆未经允许进入公园或经允许进入公园后不按指定路线行驶和不按指定地点停放的，对非机动车辆处以2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机动车辆处以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三十一条第（一）、（二）项规定，在建（构）筑物、各类设施和树木上攀爬、涂写、刻划、张贴，随意堆放物料，在树上、绿篱上吊挂、晾晒物品的，责令其改正，并可以处1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三）违反第三十一条第（三）、（四）、（五）、（六）、（七）、（八）、（九）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在指定的体育运动场所以外的区域拉网打球、踢球，开展旱冰、滑板等体育活动；翻越围墙、栏杆、绿篱；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果核）、烟头、口香糖等废弃物；携带犬类等宠物；在禁火区吸烟、使用明火；在非游泳区游泳；在公园内向游人强行兜售物品；擅自在公园内营火、烧烤、垂钓、宿营的，责令其改正，并可以处2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第三十一条第（十）、（十一）、（十二）项规定，采挖植物，攀折花木，损毁草坪、树木；焚烧垃圾及其他杂物；捕捞、捕捉动物，恐吓、投打、伤害动物或者在非投喂区投喂动物的，责令其改正，并可以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对其他影响园容和游览秩序的行为，由市、县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公园管理机构责令违法行为人改正。
第四十四条 违反第二十六条第（三）款、二十九条规定，公园管理机构批准在规划确定的区域或设施外从事文化、体育、娱乐、商业等各类活动的，市、县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以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第三十一条第（十三）项规定，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物品及其他危险品的，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第四十六条 公园管理机构应当按本规定履行相应的职责，未依法履行的，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履行；拒不履行的，由所在单位、上级行政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相应的处分；给游客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本规定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九条 本规定自2006年9月1日起施行。
内容提要: 受信义务是英美法系衡平法上的理论体系，我国公司法对其进行了有效的继受和移植；在此基础上构建和完善受信义务理论，对我国公司法的发展至关重要。上市公司股权分散，且受公司法和证券法的双重调整，使得上市公司更加注重董事对股东的受信义务。同时，依据受信义务原理，上市公司董事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不应与非上市公司有所区别。
受信义务是英美法系最难以表述的概念之一。受信义务理论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情形，并且明显地通过类比的法律科学而非原则发展起来{1}。受信义务在不同的情形下具有不同的含义和内容，在公司法下，主要是董事对公司承担的注意和忠实义务。
一、公司法上受信义务的起源和发展
（一）公司法上受信义务的起源
受信义务{2}，英文表述为fiduciary duties或fi-duciary obligations，我国学者将其翻译为信义义务{3}、受信托义务{4}、诚信义务{5}、受托义务{6}等。《布莱克法律辞典》将“fiduciary”解释为：“作为名词，指一个具有受托人或者类似于受托人特性的人，该特性包含着委托与信任，要求审慎的善意与诚实。作为形容词，指信托之特性；具有信托之特点；与信托相类似的；与信托相关的或者建立在信托或信任基础上的。”{7}将“fiduciary duty”定义为“为他人利益将个人利益置于该他人利益控制之下的义务。这是法律所旨意的最高标准的义务”{8}。
一般认为，受信义务是从英美信托法上的受托义务发展而来的。而“信托”是英美法最为独特的制度{9}。具体而言，信托关系成立的基本要件至少有三：其一，指定的受益人和受托人；其二，确定的可转移所有权于受托人之财产；其三，以转移所有权为旨意将信托财产实际交付于受托人{10}。
英国早期判例法通过“类推适用”信托关系的方式调整公司董事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因为在1844年之前英国大多数合股公司（joint stock com-panies）都未组成法人（实为合伙企业）{11}，公司通常将信托证书委托于公司的董事，从而使董事代表公司的行为取得有效性。这时，董事和公司的关系确实与信托十分相似。
（二）公司法上受信义务的发展
现代公司制度的确立，使得董事和公司的关系与信托有了明显的区别：首先，信托财产的所有权移转于信托受托人，而公司的财产所有权属于公司。其次，信托受托人的主要职责是保存和维护受托的财产，并尽量避免风险。而公司的经营活动不可避免地会面临风险，公司雇佣董事的目的之一就是利用其甄别风险的能力为公司牟利。“董事的义务应表现出企业家的气概，并接受商业风险，为公司的资本带来足够的利润。”{12}因此，公司的董事较信托中的受托人享有较大的自由裁决权。最后，信托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而公司的董事却是以公司的名义从事经营管理事务。
事实上，英美法系的受信义务理论发展到现在，已经脱离信托法而成为内涵异常丰富的学说。“‘fiduciary duty’或‘fiduciary relation’与‘duty as atrustee’或‘relation of trust’是不同的：一方面，‘受信义务’或‘受信关系’所适用的领域是广泛的，在‘一方对另一方施加信任，另一方则负有受信义务’这个唯一的共同点上，上述概念是逻辑上的种属关系；另一方面，除了这一共同点外，fiduciary并不具备trust所特有的构成要素。”{13}也就是说，受信义务是这样一种理论，受信义务的产生取决于一方给予另一方信任的受信关系，受信义务在不同的受信关系中是不同的。这种受信义务广泛适用于律师、监护人、经纪人、公司董事以及政府官员等受托人身上。
公司法上的受信义务主要是董事对公司所承担的义务。董事对公司承担的受信义务一般分为两种形态，一是注意义务，二是忠实义务。其中前者是指公司中的管理者应以适当的注意管理公司以免损害公司利益；后者是指公司中的管理者应将公司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之上{14}。
随着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展和社会责任理论的强化，公司法上的受信义务理论不断发展和完善。一方面，除董事外，负责公司经营管理和监督的其他高层，包括高级管理人员和监事等，甚至公司的雇员和股东，都可能对公司承担一定的受信义务；另一方面，受信义务也不限于对公司的义务，在特定情况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也可能对股东直接承担受信义务，譬如，董事与某一股东或某一类股东直接进行交易的情形。在公司破产情形下，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还要对公司的债权人承担受信义务。有学者还分析了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受信义务及股东相互之间的受信义务问题{15}。事实上，受信义务产生于具有信任关系的当事人之间，且具有因适用情形而异的特性，即只要一方当事人基于对另一方当事人的信任而在二者之间产生一定的信任、委托关系，就有可能产生另一方当事人的受信义务，且受信义务理论并不具有统一的、普适的原则，而需要根据具体的适用情形来分析，这样公司法上受信义务所表现出的复杂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我国立法对董事受信义务的继受
（一）英美法系董事的受信义务
公司法上受信义务的复杂性，并不妨碍对其一般原则进行理论探讨，尤其是就董事对公司和股东的受信义务而言，英美法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立法和理论体系。一般而言，英美法上董事的受信义务包括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
按照《美国示范公司法修正本》的规定，注意义务是指董事履行义务时必须：“（1）怀有善意；（2）要像一个正常的谨慎之人在类似的处境下应有的谨慎那样去履行义务；（3）采用良好的方式，这是他有理由相信符合公司利益的最佳方式。”{16}
而违反忠实义务一般包括四种情形：“（1）涉及董事与公司之间的交易；（2）涉及拥有一个或者多个共同董事的公司之间的交易；（3）涉及董事利用了本应属于公司的机会谋利；（4）涉及董事与公司进行同业竞争。”{17}概括起来就是自我交易、竞业竞争以及利用公司机会情形。
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的区别主要在于“法院对于声称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审查相当严格，而对被声称违反注意义务的审查则相对宽松。”{18}事实上，忠实义务侧重于强调董事不得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而牺牲公司利益或放弃公司的最佳利益，注意义务则强调董事作为全面负责公司经营业务的管理人对公司负有积极的作为义务，必须以诚信的方式、以普通谨慎之人应有的注意从事公司经营决策和义务监管，不得怠于履行职责{19}。另外，董事的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在判断标准、责任免除、举证责任分配及能否适用商业判断规则等诸多方面存在区别。
（二）我国公司立法的相关规定
我国《公司法》第148条、第149条规定了董事的勤勉和忠实义务。此外，有关上市公司的准则和指引中也有关于董事受信义务的规定。如《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第1条第二款规定：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负有诚信与勤勉义务。独立董事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本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要求，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要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独立董事应当独立履行职责，不受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与上市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独立董事原则上最多在5家上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并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有效地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又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3. 1.5条规定：“董事应当履行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包括以下内容：（一）原则上应当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以合理的谨慎态度勤勉行事，并对所议事项发表明确意见；因故不能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应当审慎地选择受托人；（二）认真阅读公司各项商务、财务报告和公共传媒有关公司的重大报道，及时了解并持续关注公司业务经营管理状况和公司已经发生的或者可能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及时向董事会报告公司经营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不得以不直接从事经营管理或者不知悉有关问题和情况为由推卸责任；（三）《证券法》、《公司法》有关规定和社会公认的其他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可见，我国公司立法继受了英美法系董事的受信义务理论，规定了董事的勤勉和忠实义务。当然，有学者认为，勤勉义务仅指董事参加公司事务之管理的义务{20}，只是注意义务的一种表现形式而非其全部内容，我国公司法没有使用注意义务的概念是立法的漏洞{21}。同时，我国公司立法对董事受信义务的规定还表现出立法层级较低（以部门规章为主）和主要以上市公司为规制对象等特点。
（三）委任说及其批驳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立法上采纳了受信义务理论，理论界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应当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委任说”来解释公司与董事之间的关系。如有学者认为，我国董事与公司的关系理论不宜引入信托说，“信托制度原是英美法的制度，对于我们这样有习惯于大陆法系久远传统的国家，几乎是很陌生的。如果用其解释公司与董事的关系，人们在习惯上心理上都很难接受。相反，引用委任关系说明公司与董事关系，比较符合中国人的习惯和传统”{22}。
所谓委任说，是指就公司与董事的关系而言，公司作为委托人，董事作为受托人，委任标的则是公司财产的管理与经营。委任说是大陆法系国家解释公司与董事关系的理论。如《日本商法典》第254条之一第3项规定：“公司和董事之间的关系，依照关于委任的规定。”而委任则被规定于《日本民法典》第3编“债权”中的第2章“契约”之第10节即第643条至656条。与此类似，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192条规定：“公司与董事间之关系，除本法另有规定外，依民法关于委任之规定。”台湾地区“民法”第528条规定：“称委任者，谓当事人约定，一方委托他方处理事务，他方为处理之契约。”
笔者认为采用委任说解释公司和董事关系的主张甚值商榷：
首先，采用委任说将带来立法上的不便。如前所述，我国现行公司立法采纳了英美法系的受信义务理论，直接规定了董事的勤勉和忠实义务。若采纳委任说，则需要“一方面，在民法通则中补充关于委任的规定”，“一方面，在公司法上明确规定，公司与董事的关系适用委任规定”{23}。这无疑需要付出巨大的立法成本。
其次，委任说不能科学地解释现代公司制度下公司和董事之间的关系。第一，在委任关系中，受任人的义务只限于相当于注意义务的善管义务，而无法推导出董事的忠实义务。即使在日本公司法理论界，也已普遍承认将董事义务划分为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的必要{24}。当然，日本学者对上述划分的具体含义也有一些争议：有的认为董事的注意义务是最基本的义务，忠实义务只不过是注意义务在股份公司中强化后的特别规定；也有的学者认为，这两种义务是并列的关系，董事的竞业禁止义务、与公司交易和董事报酬的特殊规定，都属于忠实义务之内，这样，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就可以涵盖董事的各种具体义务{25}。第二，委任所处理的事项仅限于委任人委托的事项并应严格执行，受任人不能自由处理或越权处理，而董事对公司事务享有较大的自由决断权。第三，委任实际上仅处理委任人与受任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并不对外产生效力。而董事的受信义务尽管一般是对公司的义务，现代公司法越来越强调董事对公司股东和公司债权人的义务{26}。
再次，主张委任说的学者并未真正理解受信义务理论的内涵。受信义务虽起源于对信托义务的类推适用，但已经与信托义务有了巨大的差别。公司法上的受信义务是专门被改造用以说明公司和董事关系的理论，是在公司和董事之间基于信任关系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群。此外，我国固然主要继受大陆法系的法律传统，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商事立法尤其是公司法主要借鉴的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制度和理论。作为法治相对落后的国家，盲目地给自己的法律传统贴上英美法系或大陆法系的标签并无太大实益，动辄用“人们的习惯和感情”代替严谨的学术思辨更是不可取的。
最后，受信义务理论可以为我国立法所借鉴。事实上，真正构成我国继受受信义务理论障碍的是其衡平法性质。受信义务理论起源于衡平法上的信托制度，衡平法关注个案的具体情节，且程序上更加灵活，“没有了‘衡平法’技巧做支撑，‘受信’概念就仅仅是包含了一些僵化的规条”{27}。但是，应当看到的是，英美法系公司法上的受信义务在判例和学理研究的基础上已然具有了相对确定的理论构架，在准确界定受信义务的概念、将相对确定的理论规范化、立法化的基础上，完全可以在衡平法之外确立制定法上的受信义务体系。至于受信义务理论中尚不确定的部分，则可以交由法官自由裁量。
综上所述，在立法已经借鉴受信义务理论的前提下，如何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为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支撑是学术研究的中心任务。
三、上市公司董事受信义务的若干问题
国内学者对“上市公司董事”这一特殊群体的受信义务问题未给予过多的关注，一个隐含的前提似乎是，在董事的受信义务问题上，没有必要对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进行区分。笔者则认为，上市公司股权分散，且受到公司法和证券法的双重调整，相应地，上市公司董事的受信义务表现出自身的特性：一方面，证券立法强调董事对公司股东和潜在投资者的受信义务；另一方面，董事等内部人的受信义务理论在追究内幕交易民事责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董事对股东的受信义务
受信义务是在具有受信关系的当事人之间产生的，并且仅在当事人之间存在。英国公司法上的受信义务经历了一个循环式的发展变化，在不承认公司的独立法人资格的时期，董事作为股东的受托人对股东承担受信义务；《1856年股份公司法》颁布后，开始强调公司的独立人格，此时判例法就倾向于视董事为公司的受托人，只对公司负有受信义务{28}。在现代英美公司法尤其是美国公司法中，传统公司法将受信义务的对象仅限于公司的观点已被废除。判例法通过将紧密型公司看做合伙组织，将董事和股东类比为合伙人的方式，最终确立了董事对公司股东承担民事责任的原则{29}。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董事对作为整体的公司而不是单个股东或某类股东承担义务；但是，如果一位董事直接与一位股东发生来往或者其行为以某种方式损害了某位股东的经济利益，那么，这位董事很可能就要直接对股东负责{30}。
笔者认为，公司和董事之间的受信关系与董事和股东之间的受信关系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基于董事和公司之间的信任、委托关系产生董事对公司的受信义务；在董事与股东之间基于一定的原因产生信任、委托关系时，又在董事与股东之间产生另外的受信义务，这种受信义务不同于董事对公司的受信义务，只是它同样要求董事善意地、谨慎地、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以免损害股东的权益。
（二）受信义务归责理论
受信义务归责理论，是美国判例法追究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基础理论，由美国最高法院在Chiarel-la案中发展出来。根据该理论，一位内幕人员与局外人的交易被裁定违法之前，必须与发行人公司之间存在一种法律关系，而该法律关系是内幕交易信息的来源，也是内幕人员负有公开义务的法律依据{31}。当然，由于受信义务归责理论的局限性，使得与公司和股东不具有受信关系的其他内幕信息获得者逃脱法律的制裁，美国判例法又发展出来信息泄露理论及盗用理论作为内幕交易的归责理论。现今，美国证券法上的内幕交易归责理论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的体系：如果是传统内部人、推定内部人从事内幕交易，则依据受信关系理论归责；如果是外部人利用内部人（包括传统内部人和推定内部人）泄露的内幕信息从事内幕交易，则依据信息泄露理论归责；如果是外部人盗用、窃取内幕信息，则依据盗用理论归责{32}。
美国内幕交易归责理论的提出有其特定的立法和实践背景。美国规制内幕交易的立法主要是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第10节（b）。该条规定：“任何人直接或间接利用州际商业工具或方法或邮政，或利用任何全国性证券交易所的任何设施，从事下列行为皆为非法：在购买或销售已在证券交易所注册或未如此注册的任何证券时，违反证券交易委员会制定的为公共利益或保护投资者所必要或适当的规则和条例，利用或使用任何操纵性、欺骗性手段或计谋。”证券交易委员会根据《证券交易法》的授权，制定了贯彻实施第10节（b）的一系列规则，在这些规则中以《规则10b-5》最为重要。该规则规定：“任何人员直接或间接利用任何方式、或者州际商业工具、或者邮政、或者全国性证券交易所的任何设施从事下列行为，均为非法：（1）使用任何手段、计划或诡计进行欺诈；（2）进行重要事实错误陈述、或遗漏陈述根据行为时的情况避免产生误导的重要事实；（3）从事与证券买卖有关的、导致或将要导致欺诈或欺骗任何人的任何行为、做法或商业活动。”
尽管《规则10b-5》并不是法律而只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行政规章，但是它在美国反证券内幕交易中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美国证券法权威Louis Loss教授和Joel Seligman教授认为，在美国所有法典中，几乎再也找不到第二例像《规则10b-5》这样的法规，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短短的条文衍生出如此众多的内容，可谓开天辟地第一遭{33}。
但是，从这些规定中并不能直接找到规制内幕交易的合法性依据，也就是说，仅仅是立法上的禁止尚不足以说明内幕交易行为人承担法律责任的义务来源，或者至少是不能充分说明，因为很容易陷入同义反复的泥潭。在美国法院的一则案例中，法官明确指出：……这种义务并不是来自“第10节（b）”和《规则10b-5》，如果是的话，那么实际上是循环论证。这是一种来自于证券法之外的一种诚信关系{34}。更何况，对内幕交易进行规制从来就不是不证自明的真理，反对内幕交易规制的学者大有人在{35}，赞成内幕交易规制理论的学者可以从各个方面对反对派的学者进行批判，但最终都要回到如何追究内幕交易法律责任的问题上来，都无法回避内幕交易不法行为的义务来源问题。受信义务归责理论回答了这一问题。
受信义务归责理论在追究内幕交易法律责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受信义务归责理论为内幕交易行为的不法性提供了义务来源。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内部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之上，违反了对公司和股东承担的受信义务，应据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其次，受信义务归责理论不仅是一项独立的归责原则，同时也为信息泄露理论提供理论依据。信息泄露理论也是在美国判例法中发展出来的内幕交易归责原理。在信息泄露理论下，只有泄露信息者对公司承担受信义务，接受信息者才因为继受这一受信义务而对其利用或再次泄露信息的行为承担责任。美国最高法院在著名的Dirks案中主张：“只有在内部人违反对股东的受信义务将信息泄露给接受信息者，且接受信息者知道或应该知道内部人违反义务时，接受信息者才对公司的股东负有不得利用重要的非公开信息进行交易的受信义务。”{36}
最后，受信义务归责理论能够合理地确定内幕人员的范围。内幕人员是指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的行为人，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内部人（包括传统内部人和推定内部人）。与操纵市场和欺诈等不正当交易行为不同，证券法只是禁止拥有内幕信息的内幕人员利用该信息从事证券交易，而非一般性地禁止任何人从事内幕交易，事实上，在现代证券市场上，市场分析人员利用分析结论从事证券交易被认为不可或缺。受信义务归责理论通过判断受信义务是否存在，合理地确定内幕人员的范围，使不具有受信义务的行为人免于被追究法律责任[1]。
我国《证券法》第76条明确规定：“内幕交易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尚无一例内幕交易行为被追究民事赔偿责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缺乏明确的立法依据，无法对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进行立法分析。笔者主张，在公司法借鉴受信义务理论的基础上，通过证券法确立内幕交易侵权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包括内部人、违反受信义务的行为、投资者的损害、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这一设想如果能够得到论证和实现，对于追究内幕交易行为人的民事责任，从而有效地遏制内幕交易行为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
我国公司法对董事的受信义务进行了规定，这些规定侧重于忠实义务，“似乎没有任何一部公司法规将董事‘忠实义务’的具体内容做出如现行中国公司法般细致的开列”{37}，而仅原则性地规定了注意义务中的勤勉义务，并且未给出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这无疑会给司法适用带来困难。
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在英国公司法上经历了从主观标准到主客观结合标准的转变。早期的英国判例法中适用的是主观标准，即以董事自身所有的知识、经验来判断其是否履行了注意义务。为了克服主观判断标准的弊端，现代英国在董事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上采用的是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即将董事必须具有一个在公司里与董事履行同样职能的人具有的一般知识、技能和经验作为客观标准，仅在董事为某个领域的专业人士时采用主观标准，对其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在美国，则一直坚持使用的是客观标准，即要求董事履行一个在同样情况下出于同样地位的具有一般谨慎的人所应有的注意去处理公司事务，同时又引入了经营判断规则对董事的利益加以保护。1970年重修的美国标准商业公司法将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归纳为三个方面的内容：（1）善意地；（2）以一个一般谨慎之人在相同的地位相似的情况下应有的注意；（3）以一种其合理认为符合公司最佳利益的方式{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