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德国法对中国近代法制形成的影响
2000年10月11日 13:21 王立民
自1840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之后，清政府面对列强屡战屡败。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强烈要求变法，建立新的制度，以富国强兵，抵御外侵。本文就当时清政府变法过程中以德国法为范本来改变传统中国封建法律的原因，中国引进德国法的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德国法对中国近代法制的积极影响作了客观分析和研究，指出中国近代法制是以德国法为蓝本、并间接参考了日本明治维新后仿效德国法基础上制定的日本法。德国法对中国近代法制由落后残酷的封建法变为相对先进文明的资本主义法具有积极影响。
作者王立民，1950年生，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博士。
1840年以后，清政府与列强频频交战，又屡屡败退。许多有识之士强烈要求变法，以富国强兵、抵御外侵。鉴于“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①，清政府不得不接受变法要求。那么，中国变法应以哪种法律为范例并作为重点引进对象呢？首推“欧法”，其中主要是德国法。以后的历史也证明，德国法对中国清末时期的影响最大，与其他国家的法律相比，可称第一。
一
为什么中国重视从德国引进其法律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种。
第一，当时的德国法是欧洲最优秀的大陆法。德国法继承和发扬了罗马法的优良传统，是罗马法的直接继承者。“播乎欧洲为罗马法系，是为私法之始，更进为日耳曼法系。”②罗马法被认为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③。德国法又优于罗马法的其他继承者。就以民法典来说，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虽同宗于罗马法，但前者更胜后者一筹。“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同属大陆法系，但前者编纂于后者施行一个世纪以后，因而，更能取得法学实践和理论上的成就。各国法学家都认为前者比后者更系统化、现代化、条理化，用词更简练，内容更确切。”④这同样为其它欧洲国家的民法典所不及。正因为它的这种优越性，所以德国法实是当时欧洲大陆法系中的最优秀者。德国法的这一优越性由其独特的社会条件为背景，其中它的古典哲学尤为注目。德国的古典哲学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它在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的成就，为世人所信服。以这种哲学为基础，德国法便具有了逻辑严谨、概念精确和规定细密的优点，民法典就是如此。“德国民法典比法国民法典更为发展，它有德国的古典哲学为基础，能准确地表达法条的含义。”⑤与此有关联的是“德国的立法技术比较好”⑥。中国的传统法律以成文法为特征，接近大陆法，远于普通法。因此，中国在引入“欧法”的时候，首选欧洲的大陆法，并以它的最优秀者德国法为主要参考模式便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第二，有引进德国法并取得成功的先例。在中国吸收德国法以前，已有许多国家引进过德国法并取得成功。这里既有欧洲国家，也有亚洲国家。在欧洲，德国法作为大陆法的优秀者而被一些欧洲大陆国家所援用，并成功地制定了自己的法律，形成了自己的法制。其中，袭用德国民法典的情况十分普通。“德国民法典被中欧一些国家所接受，因为它被认为是最好的。”⑦对于这一点，清政府的考察团成员在考察欧洲后，亦有深深的体会。一位考察大臣在回国后说：“详考（欧洲）各国制度，以德为主，以各国为辅。”所以，他认为中国有必要学习德国的各种制度，“妥筹办法”⑧。在亚洲，日本是出色引入并运用德国法的国家。以军事法为例。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已沿用德国的军事法，并使自己的军队日益强盛，以致能在甲午和日俄战争中取胜。“日本军事无论事之巨细，无不奉德国为师，甲午之役，既经战胜，去岁夏挫强俄。”⑨其他国家能在接受德国法后变得强大，中国为什么不能以他们为鉴，也走一走这条路呢。
第三，德国的有些社会情况近似于中国。德国虽是欧洲国家，但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有些社会情况较近似于中国。比如国家的政体和人民的勤俭质朴之风都是如此。经过考察和比较，一些清政府的要员已认识到德、中的政治制度十分相近。当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曾说过：“各国政体，以德意志、日本为近似吾国”。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再派员出使到德日两个国家，去进一步了解宪法情况。“拟请特简明达治体之大臣，分赴德、日两国，会同出使大臣专就宪法一门，详细调查，博访通人，详证故事”。⑩清末考察大臣戴鸿慈在德国考察数月以后，觉得德国人民的勤俭质朴的习俗与中国人民的非常相似，说：“其（德国）人民习俗，亦觉有勤俭质朴之风，与中国最为相近。”法律植根于社会，其内容又由社会所决定。因此，在相似的社会情况下，完全有可能适用相似的法律。中、德相似的社会情况，为中国引入德国法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四，德国又是当时快速崛起的欧洲国家，先进的法律还需以其突出的社会效应为佐证，否则其先进性还不能充分体现。德国法的一个功绩在于促使德国快速崛起，并成为欧洲的一个强力国家，在许多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这一事实已为当时的清政府官员所接受。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之洞在《创设陆军学堂及铁路学堂折》里，称赞德国的陆军是“甲于泰西者”，铁路有“十万里之用”。因而，他大声疾呼要“仿照德制”。⑾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里赞扬德国在教育方面的显著成绩，说：“今各国之学，莫精于德，国民之义，亦倡于德。”所以，他主张“请远法德国”。⑿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戴鸿慈等人在《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等奏到德后考察大概情形暨赴丹日期折》中，盛赞德国快速变强“定霸”的史实，说“查德国以威定霸，不及百年”。因此，他也认为应“以德为借镜”。⒀事实最具说服力。它使中国人深信，德国法确是一种行之有效、能使国家强大的一种法律。
一个国家要引进另一个国家的法律，总会从准备引进法律的本身情况及其效果、自己的社会情况等各方面进行考虑，并选择最佳者和最适合本国情况者为己所用。从以上德国法本身的先进性及其实施后所得到的良好社会效果、中国和德国比较相似的社会状况等方面显示，当时中国把德国法作为重点引进对象是一种合适的选择，也有其一定的必然性。
二
德国法对中国影响的途径主要有两条，即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直接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翻译出版的德国法典及法学著作中接受德国法。引进外国法，翻译出版外国法典和法学著作不可缺少，这是一条必由之路，而且历史上已有日本先例。沈家本在《沈寄?先生遗书·新译法规大全序》里明言：“欲明西法之宗旨，必研究西人之学，尤必编译西人之书”，日本“其君臣以下同心同德，发愤为雄不惜财力以编译西人之书，以研究西人之学，弃其糟粕而撷其英华。”中国也模仿日本，走了这条必由之路。需指出，中国编译德国法典、法学著作在欧洲各国中为首，而且趋势是数量不断增多，所占比例也逐渐提高，以至超过日本，只是在总数上仅次于日本。在这里，以沈家本四次统计的数字为例。⒁光绪31年3月沈家本在《删除律例内重法折》中列出了法律馆近一年中已出版和正在校对出版的法律和法学著作共12种，其中日本最多，占8种，德国次之，有2种。还有法国、俄罗斯各1种。光绪33年（1907年）5月沈家本在《修订法律情形并请归并法部大理院会国办理折》里，对已译和正在译的法律和法学著作又做了一次统计，共为31种。其中，日本的也最多，占12种，德国又次之，有4种。其他还有法国、意大利、荷兰等的著作，但数量均不及德国。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沈家本再次对自光绪33年法律馆离部独立以来翻译和正在翻译的法律和法学书籍作了一次新的统计，共有43种。其中，日本仍占优势，有13种，德国还是第二，占8种。还有英国、美国、奥地利和法国等国的，但数量上还是不及德国的。宣统元年11月沈家本在《修订法律馆奏筹办事官折》里，最后一次对翻译的法律和法学著作作了统计，总为14种。其中，德国和法国的最多，均为4种。日本降为第二，为3种，比德国的少了25%。另外，还有奥地利的，仅2种。由此可见，当时中国把翻译德国法律和法学书籍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其他西方国家的皆有所不及。至于日本的，中国当时是设法从日本的法律和法学著作中得到德国法，这是德国法间接对中国的影响。这个问题在下一部分中还会详述。总观已翻译的德国法律，门类已十分俱全，涵盖了刑法、民法、海商法、国籍法、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等一些重要部门法。至此，德国法被大量介绍到中国。
其次，从驻外使节的了解中接受德国法。当时，清政府对驻外使节有过“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等件”的规定，要求他们把“凡有关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时咨报”。其中，自然包括法律。特别当国内准备和进行变法时，这些驻外使节尤为注意各国的法律制度，并进行比较，从中发现优劣，以为变法之用。光绪15年（1889年）刚升授湖南按察使的薜福成，继任驻英法意比外交官。第二年的一月，他走马上任，历时4年。任职期间，他走遍欧洲，并非常注意各国的法律制度，看到了它们的长处。因此，他竭力推崇“西法”，说：“然则今之立国，不能不讲西法者，亦宇宙之大势使然也。”而在“西法”中，他认为德国法属于“尽善”者。他在考察了西方的议会制度并进行比较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西洋各部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然如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适中者，惟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⒂这些外交使节把了解到的德国法的情况带到国内后，对清政府上层官员的决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再次，从德国在中国设立的司法机构及其法律中接受德国法。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断丧失主权和司法权。德国和其他列强一样，在中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并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司法机构，实行自己的法律。“中国通商以来，即许各国领事自行审判，始不过以彼法治其民，继渐以彼法治华民，而吾之法权日削，近且德设高等审判司于胶州……。”⒃这种以德国自己模式建立的司法机构和施行的法律，也属德国法，是德国法的一个部分。它们虽攫取了中国的司法权，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色彩，但通过它成为司法活动，却向中国输入了德国法。这种法与当时的中国法相比，中国法相形见拙，其落后性显而易见。如果中国能引入德国法，也实行行政与司法分立等一系列先进的法律制度，便可减少许多弊端。这一点已被当时的高层中国官员所认识。光绪32年12月御史吴钫在《厘定外省官制请将行政司法严定区别折》内明确提出：“若使司法分立，则行政官得专意爱民之实政，而审判官惟以法律为范围，两事既分，百弊杜绝。”⒄这里的“百弊杜绝”显然有所夸大，但此奏折里的这番话至少能说明，中国的官员已受到德国法的影响，感受到德国法的某些长处。
最后，从到德国考察的考察团中接受德国法。清朝末年，清政府派出一些考察团到西方的一些国家进行考察。考察团成员在德国考察期间，注意到了德国的法制情况，每到一处皆细心观察，增加了不少感性认识。今天，从他们保留的日记里仍可清晰可见。光绪32年2月中国的一个考察团对德国的议会、裁判所、监狱等地方均作了实地考察，并把有关情况详细地记载在他们的日记里。这里摘录两段以证之。
2月19日“午一时，往观裁判所。此普鲁士王国裁判，属之内部，柏林止此一所，自高等法堂至小法堂皆在焉。先观小法堂，上坐者五：中为正法官，次为陪法官二人，又次则书记官一人，政府所派检查官一人。旁一栏设有几，被告者坐之。面法官者，为辩护士位。其余四人，率司书记者也。廷丁往来传递案卷及伺侯观客。室前，即听审栏。入观者随意，惟严整勿哗而已。次观高等法堂，规模稍广。”
2月29日下午“观监狱。柏林监狱凡二，此重罪监狱也。每囚一室，室中有工桌。各囚皆于室中作工，无杂居者。其床有机括，日间则几桌也，及夜，引其机，即成一床。故室小不觉其狭，诚善法也。……囚徒作工，大都为织布、?勰局?啵?晕??宜?茫?灰猿鍪邸！雹?br>
考察团在完成考察任务回国后，还需汇报朝廷，反映事实，综合优处，以被政府所借鉴。一个考察团在奏折里陈述了德国军事制度中一些可借鉴的规定，说：“此次臣等在德最久，于德之军政考察尤详。”“查德国自皇子、亲王以及贵族子弟，无不入伍从军者，士兵供职军伍，则乡里咸以为荣。”“查德国优待军人，无微不至，国家除赏恤特典外，其佩勋章而服军服者，在朝荣宠有加，在野则礼敬不懈。推之营中之酒食、器皿，则有半价之特章，轮船、汽车、戏场、照像馆，则有减价之利益，年老则有养老之典，身后则有抚恤之恩。”⒆通过考察团这一途径，可见，德国法也源源不断地被纳入到朝廷，影响到中国。
以上四条途径从不同角度把德国法直接渗透到中国，并为清政府在变法中采用德国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三
德国法在清末还通过间接途径影响中国，这一途径主要是通过日本法来实现的。具体地说，其方法亦有多种，如翻译出版已仿效德国法的日本的法典和法学书籍，聘请日本法学家来讲学和帮助制订法典，派遣留学人员前往日本学习法律，等等。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中国并非就学日本法而学日本法，相反是把学日本法作为学习和引进“欧法”，特别是德国法的一个中介途径。一位德国学者曾客观地说过：“日本宁愿编制德国式的法典以保留欧洲大陆法模式。”“日本吸收西方法律起了双重作用，日本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只把外国法作为比较对象，而且在中日两国接受外国法的过程中还起着联结作用。”⒇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把学习日本法作为引进德国法的一条间接途径呢？
其一，当时日本法中的主要成份是德国法。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有过一段全面接收德国法时期，时间约在19世纪的80年代至19世纪末。在这一时期中，日本在大量抄袭德国法的基础上，制订了自己的法律，其中包括宪法、刑法、民法、商法、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等。因此，这一时期的日本法律实是德国法的翻版，德国法是其中的主要成份。关于这一点，日本法学家至今都直言不讳。伊藤正己主编的《外国法与日本法》一书在第三部分中专门阐述了日本对外国法的接受问题，其中就把19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末作为德国法起支配作用的时期。(21)对于这一事实，清政府的官员也一清二楚。沈家本曾把日本法说成是“模范德志者”。(22)事实也是如此，就拿民事诉讼法典来说吧。“当时（19世纪末叶）日本正在积极制定各种法律，就以德国民事诉讼法为蓝本制定了第一部日本民事诉讼法（1890年）。这一部日本民事诉讼法几乎就是德国民事诉讼法的翻译本，为日本沿用了30余年，到1926年才加以修改，删除了一些不适合日本国情的规定（如“证书诉讼”等）。”(23)日本这样做也是出于无奈，其直接压力来自西方列强。因为，只有法制改革，才能收回被他们攫取的治外法权。“由于希望尽快改革，没有更多时间根据国情和吸收外国法律的积极因素以制定出真正切合本国实际的法典，而只能主要地依赖外国法典。”(24)中国在清末大量翻译出版的日本法律和法学著作，也正是日本在这一时期制订的法律和编写的法学著作。因此，中国引进日本法也就意味着引入了德国法。
陕西省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１９９６年５月修订）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陕西省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1996年5月修订）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提高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使之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根据《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行政机关的公文（包括电报，下同），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法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公务文书，是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发布行政法规和规章，施行行政措施，请示和答复问题，指导、布置和商洽工作，报告情况，交流经验的重要工具。
第三条 各级行政机关的办公厅（室）是公文处理的管理机构，主管本机关并负责指导下级机关的公文处理工作。
第四条 各级行政机关的办公厅（室）应设立文秘处（科）或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公文处理工作。文秘人员应具备优良的素质，忠于职守，廉洁正派，精通业务，并保持相对稳定。
第五条 各级行政机关要发扬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和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逐步改善办公手段，努力提高公文处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行文力求少而精、注意效用。
第六条 公文处理必须做到及时、准确、安全。公文由各单位文秘部门统一收发、分办、传递、用印、立卷、归档和销毁。
第七条 各级行政机关的公文工作，应贯彻“党政分开”的原则。
第八条 公文处理工作必须严格执行国家保密法律、法规和有关保密规定，确保国家机密安全。
第二章 公文种类
第九条 行政机关的公文种类主要有：
（一）命令（令）
适用于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发布行政法规和规章；宣布施行重大强制性行政措施；奖惩有关人员；撤销下级机关不适当的决定。
（二）议案
适用于各级政府按照法律程序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请审议事项。
（三）决定
适用于对重要事项或重大行动做出安排。
（四）指示
适用于对下级机关布置工作，阐明工作活动的指导原则。
（五）公告、通告
“公告”适用于向国内外宣布重要事项或法定事项。
“通告”适用于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应当遵守或周知的事项。
（六）通知
适用于批转下级机关的公文，转发上级机关和不相隶属机关的公文；发布行政规章；传达要求下级机关办理和有关单位需要周知或共同执行的事项；任免和聘用干部。
（七）通报
适用于表彰先进，批评错误，传达重要精神或情况。
（八）报告
适用于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提出意见或建议，答复上级机关的询问。
（九）请示
适用于向上级机关请求指示、批准。
（十）批复
适用于答复下级机关请示事项。
（十一）函
适用于不相隶属机关之间相互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向有关主管部门请求批准等。
（十二）会议纪要
适用于记载和传达会议情况和议定事项。
会议决定事项如涉及人事任免、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经费划拨以及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的重大事项等，必须以其他公文种类专项行文。
第三章 公文格式
第十条 公文通常由发文机关、秘密等级、紧急程度、发文字号、签发人、标题、主送机关、正文、附件、印章、成文时间、附注、主题词、抄送机关、印发机关和时间等部分组成。
（一）发文机关应写全称或规范化简称，置于首页顶端、发文字号之上，一般用红色套印。几个机关联合行文，应将主办机关排列在前。
（二）发文字号，包括发文机关代字、年份、序号，置于文件名称之下的正中。几个机关的联合行文，一般只标明主办机关发文字号。发文机关应确定固定的代字，并报上一级机关备案。
（三）公文标题，置于文头横线之下、主送机关之上，居中排列，两端短于正文。一行排不下时可分列两行以至数行，分行时注意不能把一个词拆为两部分。标题一般应标明发文机关全称（“函”可以不标），准确简要地概括公文的主要内容，并准确标明公文种类。标题中除法规、规
章名称加书名号外，一般不用标点符号。会议通过的文件，应在标题之下、正文之上的括号中注明会议名称和通过日期。
（四）向上级机关报送的请示，应在首页发文字号右侧注明本级政府或本部门签发人。
（五）紧急公文按紧急程序分为“特急”、“急件”两种，标注在公文首页右上角。紧急电报应分别标明“特急”、“加急”、“平急”。
（六）秘密公文的秘密等级分为“绝密”、“机密”、“秘密”三种，标注在公文首页右上角；“绝密”、“机密”文件应在首页左上角标明份数序号。文件如果既是秘密的，又是紧急的，应先注明紧急程度，再注明秘密等级。紧急程度和秘密等级上下排列。
（七）公文主送机关，置于标题之下、正文之上，起头顶格。机关名称应为全称或规范化简称，排列顺序力求相对统一。
（八）公文如有附件，应在正文之后、成文时间之前注明附件顺序和名称。印发、转发的文件，应在标题和正文中表述，不在落款前加注附件。
（九）落款，包括发文机关、印章和年月日。机关印章应盖在落款日期处。除会议纪要和翻印的文件外，行政机关的各类公文，无论是打印还是铅印，都必须加盖发文机关印章。联合上报的非法规性文件，由主办机关加盖印章；联合下发的公文，联合发文机关都应加盖印章。印章与正
文应保持一定间隔，如正文结束后落款需另起一页，应在落款页上端注明“此页无正文”。落款年月日以领导人签发的日期为准；联合行文，以最后签发机关领导人的签发日期为准。电报以发出日期为准。发文机关用全称。联合行文，按文头上排列的机关顺序加盖印章。
（十）公文如有附注（如“此件发至县级单位”、“此件可登报”等），应注在落款之下、主题词之上，并加括号。
（十一）抄送机关，置于公文末页下端。上下标以横线。送上级机关的用“抄报”或“报送”，送同级和下级机关的用“抄送”。抄送（报）机关名称应用全称或规范化简称，排列顺序力求相对统一。
（十二）文件应当标注主题词，置于抄送栏左上侧，词目之间应空有一定距离。上报的文件，应按上级机关的要求标注主题词。
（十三）在公文末页下方最终一行，注明公文的印发机关和印发时间。印发时间以送印日期为准。在印发机关及印发时间下方横线的右下侧，注明印发份数。
（十四）文字从左至右横写、横排。公文用纸一般为16开型（长260毫米、宽184毫米），左侧装订。需公开张贴的“公告”、“通告”等公文用纸大小，可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第四章 行文规则
第十一条 各级行政机关的行文关系，应根据各自的隶属关系和职权范围确定。
（一）同级政府各部门在本部门职权范围内，可以互相行文，可以向下一级政府有业务对应关系的部门行文，也可以根据本级政府授权和职权规定，向下一级政府行文。属于授权审批的文件，应抄报本级政府备案。
（二）同级政府、同级政府各部门、上级政府部门与下一级政府可以联合行文；政府及其部门与同级党委、军队机关及其部门可以联合行文；政府部门与同级人民团体和行使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也可以联合行文。
（三）向下级机关的重要行文，应同时抄送直接上级机关，也可抄送同级有关部门。政府各部门向下一级政府的行文，应抄报本级政府。
（四）受双重领导的机关上报公文，应根据内容写明主送机关和抄送机关，由主送机关负责答复。上级机关向受双重领导的下级机关行文，必要时应抄送另一上级机关。
（五）根据党政分开的原则，行政机关一般不得直接向上级党的组织行文，也不得在行文中同时将上级党的组织和上级行政机关并列为主送机关。如公文内容涉及党的工作，应与党的组织联合行文；一般应尽量减少党政机关联合行文。
（六）凡属政府各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业务文件，可自行下达或与同级有关部门联合下达，不要报请上级机关批转；需向上级主管部门报送的业务文件，应直接向上级主管部门行文，不要向本级政府请示或要求以本级政府名义上报。
（七）各级行政机关一般不得越级请示。因紧急、特殊情况必须越级请示时，应说明情况并抄送被越过的上级机关。
请示问题的行文程序为：
各地区行政公署、各市（地级）政府，省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可直接向省政府行文；
省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所管辖的二级局和事业、企业单位，应向所属上级部门（机构）行文；
各县（市、区）政府，应向所在地区行政公署、市政府行文；
各县（市、区）政府的委、办、局及乡政府，应向所在县（市、区）政府行文。
第十二条 凡涉及几个部门之间的问题。应在协商一致后行文；未经协商一致，不得各自向下行文。如擅自行文，上级机关有权责令纠正或撤销。
第十三条 “请示”公文必须一文一事；一般只写一个主送机关，如需同时送其他机关，应用抄送形式，但不得同时抄送下级机关。
第十四条 不得将“请示”、“报告”混用或在“报告”中夹带请示事项。
第十五条 “请示”公文，除领导直接交办的事项外，一律送上级机关的办公厅（室）按办文程序处理。
第十六条 经批准在报刊上发表的行政机关公文，应视为正式公文依照执行，可不再行文。同时，由发文机关印制少量文本，供存档备查。
第十七条 凡是能通过面商、会商、电话联系和领导面示等方式解决或答复的问题，可不再行文。
第十八条 各级行政机关应按规定份数向本级和上级机关报送文件。向上级机关报送的各类简报、期刊等，要经过严格筛选。除必须报告的重要情况和工作经验外，一般的简报、期刊不要逐期报送。
第五章 公文办理
第十九条 公文办理分为收文和发文。收文办理一般包括传递、签收、登记、分发、拟办、批办、承办、催办、查办、立卷、归档、销毁等程序；发文办理一般包括拟稿、审核、签发、缮印、校对、用印、登记、分发、立卷、归档、销毁等程序。
第二十条 公文由机关文秘部门统一收发。通过会议等途径发给的公文（除会议要求收回的文件外），收文者回单位后应及时交文秘部门登记处理。
第二十一条 需要办理的公文，文秘部门应根据公文内容和性质，按照规定程序，及时提出拟办意见，送领导人批示或交有关部门办理。内容涉及几个部门的公文，应确定主办部门。紧急公文，应提出办理时限。
第二十二条 凡涉及其他部门或地区的问题，主办机关应主动同有关部门或地区协商、会签，有关方面应积极协作配合。上报的公文，如有关方面意见不一致，应如实反映。
第二十三条 属于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当由部门自行发文或者几个部门联合发文。须经政府审批的事项，经政府同意后，也可由部门发文，文中可以注明“经政府同意”。属于要求解决的具体问题，应当按照部门职权范围直接报送主管部门处理。
第二十四条 对上级机关交办的公文和下级机关的请示，各级行政机关都应及时办理和答复。对短期内难以办结的事项，要说明原因，不得延误搁置。复文时，应注明发文机关的文号或上级机关交办的收文和转办文号。
第二十五条 对办理过程中的公文，文秘部门要负责催办、查办，做到紧急公文跟踪催办、查办，重要公文重点催办、查办，一般公文定期催办、查办。对下发的重要公文，应及时了解和反馈执行情况。
第二十六条 下级机关上报的公文，如有下列情况，上级机关文秘部门可不作处理并予以退回：
（一）请示内容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不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又未说明其特殊性的；
（二）不符合党政分开原则的；
（三）无特殊情况的越级请示；
（四）涉及事项应由报文机关自行解决的；
（五）未经有关部门协商一致或虽经协商但没有如实反映有关部门意见、不符合会签程序的；
（六）应当由报文机关直接报送有关部门处理的；
（七）一文数事、多头主报、不盖公章和其他明显违反《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以及本细则有关规定的。
第二十七条 公文处理必须严格执行有关保密规定。
（一）秘密（包括机密、绝密）公文要有严格的登记、签收、保管制度。绝密文件和密码电报一律由机要人员（或指定专人）负责签收和管理；秘密文件应由机要通信部门或专人递送，不得通过普通邮政寄送。
（二）利用计算机、传真机传输秘密公文，必须采用加密装置。绝秘公文不得用计算机、传真机传输。
（三）密码电报不得翻印、复制，不得密电明复、明电密电混用。
（四）上级行政机关的秘密公文，除绝密或注明不准翻印的以外，经下一级机关负责人或办公厅（室）主任批准，可以翻印。翻印时，应注明翻印的机关、时间、份数和印发范围。
第二十八条 草拟公文应做到：
（一）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及有关规定。如提出新的政策规定，要切实可行，并加以说明。
（二）情况确实，观点明确，条理清楚，文字精炼，书写工整，标点准确，篇幅力求简短。
（三）人名、地名、数字、引文准确。引用公文应先行标题，后引发文字号。时间应写具体的年、月、日。
（四）结构层次序数，第一层为“一”，第二层为（一），第三层为“1”，第四层为（1）。
（五）必须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六）公文中的数字，除成文时间、部分结构层次序数、词组、惯用语、缩略语、具有修辞色彩语句中作为词素的数字必须使用汉字外，其他使用阿拉伯数码。
（七）用词、用句准确、规范。文内使用简称应先用全称，并注明简称。
（八）根据公文内容和行文规则，准确使用公文种类，标明紧急程度和秘密等级。
第二十九条 公文送领导人签发之前，应由文秘部门或业务主办部门的负责人审核把关，审核的重点是：是否需要行文，是否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及有关规定，是否与有关部门、地区协商、会签、文字表述、文种使用、公文格式等是否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
》和本细则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条 经审核无误的公文草稿，应按权限送领导人签发。
（一）向上级机关的重要请示、报告，以及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的重要公文，应由正职或主持日常工作的副职领导人签发。
（二）内容依据会议决定或办理例行手续的公文，经授权，可由秘书长或办公厅（室）主任签发。
（三）审批公文，主批人应明确签署意见，并写上姓名和审批时间。其他审批人圈阅，应视为同意。
第三十一条 草拟、修改和签批公文应用钢笔、毛笔。不得在文稿装订线外书写。
第六章 公文立卷、归档和销毁
第三十二条 公文办完后，应根据《档案法》和有关规定，由文秘部门或业务部门及时将公文定稿、正本和有关材料整理立卷。电报随同文件一起立卷。
第三十三条 公文立卷应以本机关形成的公文为重点，根据公文形成的特征、相互联系和保存价值分类整理，保证立卷材料齐全、完整，正确反映本机关的主要工作情况，便于保管、查找和利用。
第三十四条 联合办理的公文，原件由主办单位立卷，其他单位保存复制件。
第三十五条 公文复制件作为正式文件使用时，应加盖复制机关征证明章，视同正式文件妥善保管。
第三十六条 每年五月底前应将上年度需要立卷、归档的公文及时整理、装订。案卷立好后，应按有关规定定期向档案部门移交。移交时应有严格的交接手续。个人不得保存应存档的公文。
第三十七条 没有归档和存查价值的公文，经过鉴别和主管领导人批准，可以定期销毁。销毁秘密公文，应进行登记，由二人监销，保证不丢失、不漏销。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省过去发布的有关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的规定，凡与《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和本细则不一致的，以《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和本细则为准。
1996年5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