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0〕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投资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繁荣城乡市场、扩大社会就业的重要力量。在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有利于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利于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稳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拉动国内消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此，提出以下意见：
一、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
（一）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3号）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规范设置投资准入门槛，创造公平竞争、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市场准入标准和优惠扶持政策要公开透明，对各类投资主体同等对待，不得单对民间资本设置附加条件。
（二）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对于可以实行市场化运作的基础设施、市政工程和其他公共服务领域，应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进入。
（三）进一步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国有资本要把投资重点放在不断加强和巩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一般竞争性领域，要为民间资本营造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四）积极推进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领域改革。将民办社会事业作为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的重要补充，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加快培育形成政府投入为主、民间投资为辅的公共服务体系。
二、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
（五）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交通运输建设。鼓励民间资本以独资、控股、参股等方式投资建设公路、水运、港口码头、民用机场、通用航空设施等项目。抓紧研究制定铁路体制改革方案，引入市场竞争，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铁路干线、铁路支线、铁路轮渡以及站场设施的建设，允许民间资本参股建设煤运通道、客运专线、城际轨道交通等项目。探索建立铁路产业投资基金，积极支持铁路企业加快股改上市，拓宽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建设领域的渠道和途径。
（六）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水利工程建设。建立收费补偿机制，实行政府补贴，通过业主招标、承包租赁等方式，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建设农田水利、跨流域调水、水资源综合利用、水土保持等水利项目。
（七）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电力建设。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产业建设。支持民间资本以独资、控股或参股形式参与水电站、火电站建设，参股建设核电站。进一步放开电力市场，积极推进电价改革，加快推行竞价上网，推行项目业主招标，完善电力监管制度，为民营发电企业平等参与竞争创造良好环境。
（八）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石油天然气建设。支持民间资本进入油气勘探开发领域，与国有石油企业合作开展油气勘探开发。支持民间资本参股建设原油、天然气、成品油的储运和管道输送设施及网络。
（九）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电信建设。鼓励民间资本以参股方式进入基础电信运营市场。支持民间资本开展增值电信业务。加强对电信领域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管，促进公平竞争，推动资源共享。
（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土地整治和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积极引导民间资本通过招标投标形式参与土地整理、复垦等工程建设，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坚持矿业权市场全面向民间资本开放。
三、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领域
（十一）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市政公用事业建设。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城市供水、供气、供热、污水和垃圾处理、公共交通、城市园林绿化等领域。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市政公用企事业单位的改组改制，具备条件的市政公用事业项目可以采取市场化的经营方式，向民间资本转让产权或经营权。
（十二）进一步深化市政公用事业体制改革。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大力推行市政公用事业的投资主体、运营主体招标制度，建立健全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制度。改进和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建立规范的政府监管和财政补贴机制，加快推进市政公用产品价格和收费制度改革，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市政公用事业领域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十三）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政策性住房建设。支持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建设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等政策性住房，参与棚户区改造，享受相应的政策性住房建设政策。
四、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社会事业领域
（十四）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展医疗事业。支持民间资本兴办各类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疗养院、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室）等医疗机构，参与公立医院转制改组。支持民营医疗机构承担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定点服务。切实落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税收政策。鼓励医疗人才资源向民营医疗机构合理流动，确保民营医疗机构在人才引进、职称评定、科研课题等方面与公立医院享受平等待遇。从医疗质量、医疗行为、收费标准等方面对各类医疗机构加强监管，促进民营医疗机构健康发展。
（十五）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展教育和社会培训事业。支持民间资本兴办高等学校、中小学校、幼儿园、职业教育等各类教育和社会培训机构。修改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落实对民办学校的人才鼓励政策和公共财政资助政策，加快制定和完善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金融、产权和社保等政策，研究建立民办学校的退出机制。
（十六）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展社会福利事业。通过用地保障、信贷支持和政府采购等多种形式，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建设专业化的服务设施，兴办养（托）老服务和残疾人康复、托养服务等各类社会福利机构。
（十七）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展文化、旅游和体育产业。鼓励民间资本从事广告、印刷、演艺、娱乐、文化创意、文化会展、影视制作、网络文化、动漫游戏、出版物发行、文化产品数字制作与相关服务等活动，建设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电影院等文化设施。鼓励民间资本合理开发旅游资源，建设旅游设施，从事各种旅游休闲活动。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生产体育用品，建设各类体育场馆及健身设施，从事体育健身、竞赛表演等活动。
五、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
（十八）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在加强有效监管、促进规范经营、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放宽对金融机构的股比限制。支持民间资本以入股方式参与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参与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的改制工作。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放宽村镇银行或社区银行中法人银行最低出资比例的限制。落实中小企业贷款税前全额拨备损失准备金政策，简化中小金融机构呆账核销审核程序。适当放宽小额贷款公司单一投资者持股比例限制，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涉农业务实行与村镇银行同等的财政补贴政策。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信用担保公司，完善信用担保公司的风险补偿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参与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改组改制。
六、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商贸流通领域
（十九）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商品批发零售、现代物流领域。支持民营批发、零售企业发展，鼓励民间资本投资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等新型流通业态。引导民间资本投资第三方物流服务领域，为民营物流企业承接传统制造业、商贸业的物流业务外包创造条件，支持中小型民营商贸流通企业协作发展共同配送。加快物流业管理体制改革，鼓励物流基础设施的资源整合和充分利用，促进物流企业网络化经营，搭建便捷高效的融资平台，创造公平、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推进物流服务的社会化和资源利用的市场化。
七、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领域
（二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投资建设领域。引导和支持民营企业有序参与军工企业的改组改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军民两用高技术开发和产业化，允许民营企业按有关规定参与承担军工生产和科研任务。
八、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重组联合和参与国有企业改革
（二十一）引导和鼓励民营企业利用产权市场组合民间资本，促进产权合理流动，开展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在国内合理流动，实现产业有序梯度转移，参与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以及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通过联合重组等方式做大做强，发展成为特色突出、市场竞争力强的集团化公司。
（二十二）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合理降低国有控股企业中的国有资本比例。民营企业在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过程中，要认真执行国家有关资产处置、债务处理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要求，依法妥善安置职工，保证企业职工的正当权益。
九、推动民营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
（二十三）贯彻落实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民营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帮助民营企业建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开发中心，增加技术储备，搞好技术人才培训。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和技术攻关，不断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
（二十四）加快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鼓励政策，积极发展技术市场，完善科技成果登记制度，方便民营企业转让和购买先进技术。加快分析测试、检验检测、创业孵化、科技评估、科技咨询等科技服务机构的建设和机制创新，为民营企业的自主创新提供服务平台。积极推动信息服务外包、知识产权、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等高技术服务领域的市场竞争，支持民营企业开展技术服务活动。
（二十五）鼓励民营企业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实现产品更新换代。开发新产品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按规定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鼓励民营企业实施品牌发展战略，争创名牌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通过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等方式鼓励民营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淘汰落后产能，加快技术升级。
（二十六）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广泛应用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投资建设节能减排、节水降耗、生物医药、信息网络、新能源、新材料、环境保护、资源综合利用等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
十、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二十七）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支持民营企业在研发、生产、营销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开发战略资源，建立国际销售网络。支持民营企业利用自有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营销，开拓国际市场，加快培育跨国企业和国际知名品牌。支持民营企业之间、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组成联合体，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
（二十八）完善境外投资促进和保障体系。与有关国家建立鼓励和促进民间资本国际流动的政策磋商机制，开展多种形式的对话交流，发展长期稳定、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通过签订双边民间投资合作协定、利用多边协定体系等，为民营企业“走出去”争取有利的投资、贸易环境和更多优惠政策。健全和完善境外投资鼓励政策，在资金支持、金融保险、外汇管理、质检通关等方面，民营企业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
十一、为民间投资创造良好环境
（二十九）清理和修改不利于民间投资发展的法规政策规定，切实保护民间投资的合法权益，培育和维护平等竞争的投资环境。在制订涉及民间投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时，要听取有关商会和民营企业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反映民营企业的合理要求。
（三十）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安排的政府性资金，包括财政预算内投资、专项建设资金、创业投资引导资金，以及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外国政府贷款等，要明确规则、统一标准，对包括民间投资在内的各类投资主体同等对待。支持民营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进入政府采购目录。
（三十一）各类金融机构要在防范风险的基础上，创新和灵活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加大对民间投资的融资支持，加强对民间投资的金融服务。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监管部门要不断完善民间投资的融资担保制度，健全创业投资机制，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继续支持民营企业通过股票、债券市场进行融资。
（三十二）全面清理整合涉及民间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简化环节、缩短时限，进一步推动管理内容、标准和程序的公开化、规范化，提高行政服务效率。进一步清理和规范涉企收费，切实减轻民营企业负担。
十二、加强对民间投资的服务、指导和规范管理
（三十三）统计部门要加强对民间投资的统计工作，准确反映民间投资的进展和分布情况。投资主管部门、行业管理部门及行业协会要切实做好民间投资的监测和分析工作，及时把握民间投资动态，合理引导民间投资。要加强投资信息平台建设，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国家产业政策、发展建设规划、市场准入标准、国内外行业动态等信息，引导民间投资者正确判断形势，减少盲目投资。
（三十四）建立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商会、行业协会等自律性组织的作用，积极培育和发展为民间投资提供法律、政策、咨询、财务、金融、技术、管理和市场信息等服务的中介组织。
（三十五）在放宽市场准入的同时，切实加强监管。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切实督促民间投资主体履行投资建设手续，严格遵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用地、节能以及质量、安全等规定。要建立完善企业信用体系，指导民营企业建立规范的产权、财务、用工等制度，依法经营。民间投资主体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树立诚信意识和责任意识，积极创造条件满足市场准入要求，并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三十六）营造有利于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大力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客观、公正宣传报道民间投资在促进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繁荣城乡市场和扩大社会就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积极宣传依法经营、诚实守信、认真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民营企业家的先进事迹。
各地区、各部门要把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工作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化改革，创新求实，根据本意见要求，抓紧研究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尽快将有关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努力营造有利于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环境和舆论氛围，切实促进民间投资持续健康发展，促进投资合理增长、结构优化、效益提高和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国务院
二○一○年五月七日
宪法价值冲突的解决
本文作者：丛彦国
对于特定的宪法价值主体看来，自己所追求的一切价值都是美好的。但是主体与主体之间以及主体自身都会产生价值的冲突，这往往是导致认识分歧、行为冲突和结果差异的根本原因。解决这些美好的价值之间的冲突，使人类获得最佳或最适当的宪法价值选择与价值目标，才是整个宪法价值研究的现实目的。
一、宪法价值冲突解决的意义
宪法价值冲突是宪法价值产生以来就不可避免的。解决宪法价值冲突，是宪法价值冲突存在期间的永恒课题。
（一）研究宪法价值冲突的目的
宪法价值冲突在法律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人们面对冲突着的宪法价值，首先总是努力去寻找其冲突的原因之所在，表现为何。但是，最终必然会去寻找解决这些冲突的方式、方法、手段、途径。只有宪法价值冲突解决了，我们才能说对于宪法价值、宪法价值冲突的认识与研究的意义实现了。否则，对于宪法价值和宪法价值冲突的认识与研究，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二）人类宪法进步的需要
宪法有其发展的过程。人类在自己的法律发展中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难题。其中就不乏价值的困难与难题。这些困难和难题，如果得不到很好地解决，人类在宪法上的前进步伐就会因此而减缓，甚至受到阻碍。人类的宪法发展总是以不断解决宪法价值冲突作为过程和手段的。一次又一次宪法的价值冲突解决的累加，就为宪法的发展奠定了进步的现实基础。或者是提高了宪法的理论水准，或者是促进了宪法制定、修改的发展，或者是推动了宪法的实施进程。
（三）人类实现宪法的需要
在宪法制度的实施中，宪法实施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会不断遇到众多的宪法价值冲突。如果这些冲突不被解决，宪法就无法很好的实施。如果在解决宪法价值冲突的过程中，宪法实施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出现失误，就会导致错案的发生。总之，无论是宪法的价值冲突不被解决或者是不被很好地解决，宪法都同样不能转化为客观的社会现实，宪法的实施都会成为问题。人类创制宪法的目的显然在于实现它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效用，而不是仅为人类的精神生活增加一个简单的道具。宪法的实现过程，从宪法价值角度，也就是一个一个宪法价值冲突被解决的过程。
二、解决宪法价值冲突的基本原则
要解决宪法的价值冲突，不能用单一的标准进行价值衡量，强调价值的取舍和位列应根据具体的价值冲突状况及其相关因素来确定；要解决宪法的价值冲突，应当在宏观层面上确定一些基本原则，从而进行综合的价值测评来寻找解决价值冲突的方案。
（一）遵从核心价值原则
宪法的核心价值取决于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包括国家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与公民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机关相互之间在实现国家职能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等。而这种社会关系又是由国家的性质和根本制度决定的，并体现了调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根本价值理念和制度安排。它的终极价值目标，就在于通过国家权力的规范，达到保障公民权利的目的。因此，宪法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人权（民主）与限政（控权）。
人权的实现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保障人权是宪法价值的起点和归宿，而人权的实现，必须以民主的实现为基础。民主的基本内容，是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实现。宪法作为民主政治的产物，在确认人民主权作为国家最高权力存在的同时，将人民主权外化和个体化为公民权利，并通过保障和发展公民的广泛民主权利来不断扩大和深化人民主权。同时，通过一系列的民主制度设计，以及民主机制和民主运行模式的确立，为公民权利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因此，宪法确认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并由国家承担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义务。国家权力的组织、运作，都是围绕这一中心任务来进行的。
人权的实现必须以民主的实现为基础，但民主不能保证人权的必然实现，在确认民主制度的同时，必须有一套健全的预防机制，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地控制和制约，这也是宪法所特有的核心价值。民主虽然为公民权利的实现提供了保障，但由于民主自身所具有的某种局限，从而易使其走向自身价值目标的反面。对国家权力的有效规范和制约，是人权实现的根本保障，而宪法正是通过对规范、控制国家权力的制度设计，为人权的最终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1]
（二）参考价值位阶原则
价值位阶原则是指在不同位阶的宪法价值发生冲突时，在位阶高的价值优先于位阶低的价值。正如拉伦兹所言：在利益衡量中，首先就必须考虑“于此涉及的一种法益较其他法益是否有明显的价值优越性”。[2]如前所述，宪法有许多价值，如自由、秩序、利益、正义、效率、公平，等等。一般而言，在这些价值之中，自由代表了人最本质的需要，它处于宪法价值的顶端。“从价值论赖以存在的认识论的特征来看，价值起源于‘不自由’，而终于‘自由’。在从‘不自由’向‘自由’过渡的价值发展旅程中，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人类社会制度的完善以及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都会从逻辑上不断地缩小人的‘不自由’的范围，通过对‘不自由’状态的逐渐解除来适应自然与自然、自然与人、人与人、身与心以及心与心五种基本社会关系的变迁。”“离开了对‘自由’目标的追求，离开了对处于‘不自由’状态中的把握，宪法就不可能成为推动历史和逻辑进步的力量。”[3]同时，正义是自由的价值外化，它成为自由之下制约其他价值的法律标准；而秩序则表现为实现自由、正义的社会状态，必须接受自由、正义标准的约束。除自由、正义、秩序外的其他价值则属于价值体系中的一般价值，如效率、利益等。因而，在以上价值之间发生冲突时，可以按照价值位阶顺序来予以确定何者应当优先适用。但是，笔者认为，解决宪法价值冲突的价值位阶原则并不是绝对的，这一原则更多的是具有理论研究的意义，而在具体的宪法实践活动中，需要具体分析并对这一原则进行适当参考而不可以机械地将宪法价值划分为若干层级。
（三）坚持个案平衡原则
个案平衡原则是指，当宪法价值之间发生冲突时，应当综合考虑价值主体之间的特定情形、需求与利益，以使个案的解决能够适当兼顾双方的利益。从宪法的历史发展与现实实践来看，任何宪法价值冲突的解决措施都只能是一种基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具体的案件，临时的进行价值权衡的权益之计。虽然我们对于宪法价值冲突的解决不可能达到一种终极意义上的解决，但是，我们可以探讨一种可能适合于某些具体条件的一般性权衡原则，最终使宪法价值处于一种相对和谐的状态。人类总是在不停地进行着宪法实践，在此实践中，人类关于宪法的经验总在不断的扩大，宪法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类关于宪法的经验不断增长的过程。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曾说，“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4]因此，个案平衡原则应当是解决宪法价值冲突的重要原则之一。
例如，在美国的“马修诉埃尔德雷奇”一案中，最高法院申明，在决定正当程序于特定的情况下所要求的具体内容时，将审视三个因素；首先，“因官方行动将受到影响的私人利益”；其次，“通过所诉诸的程序而错误剥夺此类利益的风险”；再者，“政府的利益，包括牵扯的职能和其他的或替代的程序要求的财政及行政方面的负担”。[5]由此可以看出，在有关该案的处理上，法院并不单纯地以“公共利益”作为高于“个人利益”的价值标准来看待，而是结合具体情形来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如果片面地强调“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或者片面地强调“个人利益”高于“公共利益”，那么，就很有可能在个案中造成更重要的宪法价值的难以实现，从而不利于宪法价值冲突的合理解决。
（四）坚持比例原则
一般认为，比例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并且，这一原则也在多国行政法中得到了认可，例如荷兰、葡萄牙等国。[6]实际上，比例原则也是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早在1958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审理的“药房案”中，比例原则就得到了适用。[7]因此，比例原则作为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已经得到了法院的认可与适用。作为一项宪法原则，比例原则调整的关系主要有两大类：第一，宪法活动中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第二，公共利益与公民权利自由之间的关系。
在具体的宪法实践过程中，当面对实际的宪法价值冲突需要适用比例原则的时候，为了保护某种较为优越的价值侵及一种法益的时候，应当不得超过此目的所必要的程度。例如，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必要时可能会实行交通管制，但应尽可能实现最小损害或最小限制，以保障社会上人们的行车自由。或者说，即使某种价值的实现必然会以其他价值的损害为代价，也应当使被损害的价值减低到最小限度。
以上几个原则各自有其不同的来源、不同的含义与内容。它们之间也难免会存在某种冲突或矛盾。但是，不论怎样，以上几个原则的运用都还得依赖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三、宪法价值冲突解决的条件与措施
解决宪法价值冲突的基本原则仅仅是对于宪法价值冲突宏观层面上的解决，而在微观层面上，对于宪法价值冲突的解决还需要一系列具体的条件与措施。
（一）法律制度具有良好的宪法价值设定
1、宪法价值在制度上的正确确定
宪法制度和宪法规范的拟制，都是在相关宪法价值的指导下进行的，宪法价值的良与恶直接影响着在它指导下所制定的宪法的良与恶。
宪法价值在宪法制度上的正确确定，要求宪法制定者、修改者具有良好的价值观念而不受自己职业、个人偏好等的影响。因为宪法价值在宪法制度上的确定，与宪法制定者、修改者的身份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关系。在我国的宪法制定与修改活动中，由于全国人大代表缺少职业化，他们一般都是兼职性的并有自己的行业或部门归属。[8]但是，如果宪法的制定与修改完全不考虑相关部门，不邀请其成员参与，在制定、修改与适用上都会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然而，部门的介入又会使宪法的制定与修改受到部门利益的影响，出现一些弊端。这就要求我们的宪法制定者、修改者们应尽力摆脱自己职业、个人偏好的影响，使宪法价值的确定确实是人民意志的真实反映，而不是某个部门或者某个人的意志的反映。
2、宪法价值在宪法制度上的明确设定
宪法价值是由宪法制度具体体现的。在宪法制度的设置中，宪法价值的设定是宪法制定、宪法修改意图得以贯彻的重要环节。在宪法制度上价值设定的偏差，必然会导致宪法适用对于宪法制定、宪法修改原意的误解，达不到宪法制定、宪法修改的目的。
然而，在宪法制度上进行价值设定存在主观与客观上的困难，这使宪法制定与修改工作在更大的程度上必须依靠宪法专家来完成。即使宪法专家们也不可避免地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因为他们也同样会面对宪法制定与修改过程中关于宪法价值的各种困难。只是说，他们与其他人士相比较，能够更好地认识宪法价值、表述宪法价值，并为宪法价值实现设置相对良好的制度而已。由于认识层次、法律知识、道德观念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宪法专家们，对于宪法价值也会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见解。不同的宪法专家起草的宪法可能在价值上相互矛盾。由不同的宪法起草者分别起草不同部分的同一宪法典，也可能在同一价值的认识与运用上存在某种差异，在宪法实践中往往导致矛盾和问题。
（二）宪法解释应有良好的价值指导
宪法解释是宪法运行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宪法实施的前提。宪法解释是否受到良好的宪法价值指导直接关系着宪法价值能否实现。宪法解释是宪法适用的条件，如果对于宪法的解释出现偏差，就必然会导致对于宪法的错误适用。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可以遇到因宪法解释的价值错误而出现错案的事例。宪法解释也是具体的、理性的守宪行为的前提条件。如果社会民众在理解宪法上出现价值错误，也同样会导致违宪行为的产生。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有一些违宪行为就是由行为主体对于宪法的错误解释，或者在宪法解释上的价值偏差所引发的。
笔者认为，宪法解释不应当脱离宪法价值。宪法解释应当不受解释主体自身价值认识的影响。宪法解释主体也应当努力忠于宪法的本身的价值设定，消除自己主观价值认识对于宪法解释的影响。然而，任何宪法解释主体都无法完全不受自己的宪法价值认识的影响，宪法解释不可能完全排除解释者的主观因素，这一点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9]一个优秀的法官或者其他宪法适用者，应当能够准确把握宪法的价值追求，并能将自己良好的宪法价值认识熔铸于宪法解释之中，而并不违反宪法的本意。
（三）宪法适用者具有良好的宪法价值素质
宪法适用者是否具有一定的宪法价值素质，与具有宪法价值素质的程度，直接关系着宪法价值的实现状况。宪法适用者应当具有良好的宪法价值修养。
1、宪法适用者具有良好的宪法价值素质
宪法适用者的宪法价值观念及其素质对于宪法价值冲突的解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宪法价值不但深藏于宪法制度及其规范之中，而且宪法价值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例如，什么是自由、平等、人权、权利、公正、正义，等等，如果没有足够的宪法价值素质，便无法把握宪法价值，更无法解决宪法价值冲突。同时，由于宪法价值冲突的复杂性，如果没有足够的宪法价值素质，要正确认识这些冲突并解决这些冲突，是不可能的。
宪法适用者在面对宪法价值冲突的时候，需要克服自身在宪法价值认识上的偏见。宪法价值认识虽然是多元的，但对于宪法适用者来说则要求对其尽量克服。因为不管宪法适用者对宪法价值的认识有多么不同，一旦面对宪法的适用，就应当自觉放弃自己个人的宪法价值观念，而努力地去符合宪法制度所设定的宪法价值。没有足够宪法价值素质的宪法适用者，要作到这一点是十分困难的。
2、宪法适用者能够理解宪法制定、修改的价值设定
宪法适用者的宪法价值认识状况，对于宪法价值冲突的解决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宪法适用者对于宪法价值的理解，必须依赖宪法适用者对宪法的认识和对宪法价值的把握这两个方面。
宪法价值深藏于宪法规范之中，能够真正理解宪法制定、修改的价值设定的宪法适用者应当是宪法专家。对于宪法的高度认识是其作为宪法适用者的前提条件，也是其能否把握宪法制定的价值设定的关键所在。具有一定宪法和法律知识并不等于就能理解宪法制定的价值设定，但要理解宪法制定的价值设定就必须具有一定的宪法和法律知识。对于宪法的真正理解永远是宪法适用者适用宪法的第一步，这不是靠政治觉悟、思想品德就能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