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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长沙市惩治扒窃的规定〉的决定》的决定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1997年6月4日湖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湖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经过审议，决定批准《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长沙市惩治扒窃的规定〉的决定》，由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长沙市惩治扒窃的规定》的决定

（1997年4月30日长沙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提请湖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批准）

决定
长沙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审议了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长沙市惩治扒窃的规定修正案（草案）》的议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决定对《长沙市惩治扒窃的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第九条修改为：“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法送劳动教养：
（一）因扒窃受过治安处罚三次以上又进行扒窃的；
（二）解除劳教后三年内或受过刑事处罚后又进行扒窃的；
（三）其他累教不改的。”
二、删去第十一条。
三、第十四条修改为：“不满十四岁有扒窃行为的人，由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并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
本决定经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由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长沙市惩治扒窃的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长沙市惩治扒窃的规定

（1989年11月2日长沙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1989年12月3日湖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根据1997年4月30日长沙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关于修改〈长沙市惩治扒
窃的规定〉的决定》修正，1997年6月4日湖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私财物不受侵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有关法规，结合我市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扒窃是指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或车站、码头、商场、集贸市场、影剧院等公共场所秘密窃取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行为。
第三条 惩治扒窃坚持公安机关主管与社会防治，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公安机关在惩治扒窃方面的职责是：
（一）侦查、处理扒窃案件；
（二）组织社会力量开展反扒窃斗争；
（三）督促有关单位落实防范措施。
第五条 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的管理机构应制定并落实反扒防扒措施，各地治安组织应加强所辖区域的联防。
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负有防范扒窃的责任，应主动协助失主和执勤人员抓获、扭送现场作案的扒窃人员。
第六条 对有扒窃行为的人，公安机关应通知其所在单位、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其所在单位、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应做好帮教工作。
第七条 公民对正在扒窃作案或者作案后正在逃离现场的扒窃人员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
失主和知情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第八条 扒窃少量公私财物的，依法处十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法送劳动教养：
（一）因扒窃受过治安处罚三次以上又进行扒窃的；
（二）解除劳教后三年内或受过刑事处罚后又进行扒窃的；
（三）其他累教不改的。
第十条 因扒窃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携带凶器扒窃、惯扒、结伙扒窃、教唆未成年人扒窃的，应依法从重处罚。
第十二条 扒窃情节特别轻微、主动承认错误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具结悔过，可以免予处罚。
扒窃作案后，投案自首、主动交待扒窃事实、检举揭发他人的，可以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
第十三条 不满十四岁有扒窃行为的人，由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并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
第十四条 对举报、抓获、扭送扒窃人员有功和防范、帮教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或个人，应给予表扬和奖励。
第十五条 在反扒防扒斗争中负伤、致残、牺牲，是职工的，由所在单位比照因工待遇办理；不是职工的，由所在地人民政府分别给予医疗、生活补助或者抚恤。
第十六条 执法人员查处扒窃案件，应当严格遵守法纪，秉公执法。对徇私枉法的，应依法从严处理。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一九九○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1989年12月6日
阐述孝文帝法制改革的措施和影响

刘成江


　　孝文帝拓跋宏，显祖拓跋弘长子。自幼接受儒学教育，造诣颇深。孝文帝看到北魏“兴自北土，徙居平成，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他梦寐以求“光宅中原” ，把北魏建成政通人和、民富国强，声威教化覆盖南北的大一统国家，以身成就北魏作为华夏正统王朝的千秋伟业。太和时期，大批智能之士绸缪帷幄，任寄为重，辅助他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法制改革，显著改善了北魏前期法律制度野蛮暴虐的旧貌。孝文帝法制改革创立的某些制度，也被后律吸收，影响贯逾千年。
　　一、孝文帝法制改革的措施
　　1．“营国之本，礼教为先”礼教是经制的核心和主体，囊括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切行为准则。礼教又是封建社会道德伦理之所在，无“礼”是为无“理”或无德。孝文帝深谙天下已定，备礼化民为治术之尚。他主动调整统治政策，高倡“营国之本，礼教为先 ”，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明礼仪、定制度、移风易俗运动，为“开导兆人，致之礼数”服务 。
　　太和时期，北魏仿周礼重制祭祀之礼，造名堂、营太庙，反复争论推敲祭礼的各种细节，有意识地强调祭祀之礼作为宗族结合精神支柱的特征，发覆了孝道之义 。孝文帝还在朝堂亲讲丧服，开自古未有天子讲丧礼之先例 。服制拘天下胡汉臣民于伦常，服丧违制即构成犯罪行为。朝廷三番五次奖励表彰孝悌，宣扬尊老养老，千方百计强化人们对礼德的认同感。太和七年下诏，同姓之间不得婚娶，“有犯以不道论 ”。仿古重定婚礼，著之律令，“犯者以违制论 ”，北朝自此首创了婚律。太和十一年，复“乡饮酒”。诏曰：“乡饮礼废，则长幼之叙乱。孟冬十月，民闲岁隙，宜于此时导以德义。可下诸州，党里之内，推贤而长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和、妻柔。不率长教者，具以名闻 。” 此时，德政礼治不再停留于魏初的泛泛而提，已作为改革的理论根据，也成为法制的规矩绳墨。
　　2．礼入于法，创制阐礼，礼是儒家处理家庭宗法关系的准则，孝文帝以律阐礼，使之具有强制性约束力。
　　（1）加重对不孝罪的惩罚。孝文帝之前，由于北魏还保留部落习惯法的因素，没有把家庭伦理关系放在一个很高的地位，所以北魏的法律对于不孝罪处罚较轻。到了孝文帝时期，为了稳固家庭关系，他加重了对不孝罪的处罚，他认为：“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 。” 孝文帝的这一改革，表明汉族儒家的伦理思想对北魏统治者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一时期，“不孝罪”的外延有所扩大，居父母丧而冒哀求仕，也要处以刑罚。延昌二年（公元513年），偏将军乙飞虎就因“居三年之丧而冒哀求仕”，“依律处刑五岁” 。这些为以后不孝作为“重罪十条”以及“十恶”的重要组成部分起了重要的铺垫作用。
　　（2）创立了存留养亲制度。孝文帝时期规定：“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又无期亲者，仰案后列奏以待报，著之令格 。”存留养亲制度是中华法系很有特色的制度，即犯有死罪的人，在其尊亲属尚在又无人供养时，允许该人奉养至其尊亲属死亡，然后再执行刑罚。存留养亲制度的立法意图在于契合礼“老有所养，终有所送”的孝亲意蕴，既不否定罪犯罪责，而又体恤犯亲缺侍，情理相顾，占足新意，宣扬皇恩浩荡，深合礼为法鹄之旨。经过后世细致补充，更加完备，垂用千载。
　　3．刑罚轻简，以求宽仁
北魏前期尚武君主倾心重法任刑，故而轻刑窒碍，刑酷难改。孝文帝则把刑罚目的由“以刑刑民”转向“以刑禁民”，把用刑“参详旧典，务从宽仁”作为法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北魏法制自此由严酷向宽缓转折。
　　（1）罢门房之诛。北魏世祖时期的汉族地主崔浩因国书被诛案牵连到五个大家族，对汉族地主阶级的震动比较大。孝文帝即位后，为了加强统治，需要不断与汉族地主融合，消除汉族地主对其的戒备心理；同时他也认识到一味残暴地杀戮只能激起人民的反抗和国人的不耻；而且一人犯罪牵连他人“违失《周书》父子异类” 。所以他于“延兴四年六月诏曰：‘……下民凶戾，不顾亲戚，一人为恶，殃及合门。朕为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已后，非谋反、大逆、干纪、外奔，罪止其身而已 。’” 北魏特有的门房之诛终于被废除了，从此在北朝的史籍记载上，门诛虽还偶尔出现，但已不是法内常刑。“夷五族，夷三族之刑，从此绝迹了 。”
　　（2）流刑列入五刑系列。汉文景二帝废除肉刑，本顺应历史潮流，推动刑罚文明化，但是又产生了“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民易犯之”的弊病 。因此，自汉止晋，一直存在着肉刑存废之争。事实上，肉刑也并未被彻底废除，至南北朝时期，宫刑仍有适用，甚至作为替代死刑的一种刑罚，试图解决刑太重导致的社会矛盾。北魏建立后，将鲜卑用刑习惯加以扩大汨扬，用流刑处置入死为重而入徒尤轻的犯罪，自此，其作为生死刑之间的中间刑的优越性日渐突出，地位遂冉冉上升。但此时，流刑非正刑，虽有适用但不普遍。太和十一年孝文帝审改有关死刑律条 ，大批死罪降减为流。太和十六年修刑律，孝文帝亲定徒刑流刑的适用范围，流刑自此入律成为正刑，从此，以死、流、徒、鞭、杖为内容的封建五刑体系得以确立，并经后世发展完善，影响愈千年。流刑列入主刑体系，有利于严格地衡量犯罪地轻重差异，克服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轻度犯罪重刑化，罪刑严重失衡的现象，可从刑罚体系的改造上保证缩小死刑的适用，遏制肉刑的恶性发展，不失为封建刑罚体系发展中具有积极意义的重大举措。
　　（3）废除裸体而斩的规定。长期以来，北魏在行斩之时，犯人要上身裸露，虽有“入死者绞”的规定，但是斩刑依然是常用的刑罚。孝文帝认为：“刑法所以禁暴息奸，绝其命不在裸形。”并下诏：“民由化穆，非严刑所制。防之虽峻，陷者弥甚。今犯法至死，同入斩刑，去衣裸体，男女亵见。岂齐之以法，示之以礼者也。今具为之制 。” 这样，受戮者免受裸骸之耻，同时不污风化。
　　二、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影响
　　孝文帝的法制改革继承了以德治化民功能为底蕴的儒术传统，改造总结北魏前期法制，同时为北魏后期以及北齐、北周的法制建设规定了方向。北朝封建法制儒家化运动遵循着太和改革的思路，走向深入和全面。可以说，太和年间的改革对北朝法制的发展有决定性影响。
　　1．孝文帝法制改革为北朝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统一的价值评判标准，孝文帝法制改革时期，北魏增廓辟壤已定，地方豪族分权转向中央集权，农业经济日益排挤游牧经济，世代徙移的游牧诸族逐步被纳入封建农业文明轨道，北魏已由“骑马民族国家转型为农耕民族国家 ”。诸胡面临重建统一价值观的转换期，孝文帝按照周礼“以教典扰万民，以礼典谐万民，以刑典纠万民”的理论框架进行法制改革，为北朝社会向封建化演进提供了统一的价值评判标准，为南北朝统一做了意识形态准备。
　　隆礼重道在北朝社会确立了封建意识形态，是推动北朝社会发展的战略举措，其影响很快就显现出来。由于南北朝具有统一的价值评价标准，南人也不由地欣叹“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 ”，时日已久，终于使“南方不再目北朝为种族、经济、文化全然不同之集团 ”。封建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此获得了真正扎实的基础。
　　2．孝文帝法制改革推动了北朝社会进步，太和时期的法制改革为北朝社会的封建化提供了秩序保障，而且由于它积极地参与了北朝社会的封建化进程，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改革中建立了包括司法系统这类主要的国家机构封建化的政治制度，实体法的主要领域也得到了改造。不仅是“教随时设”，立法灵活变通；禁止律外用刑，考核法司严格；而且用刑“务从宽仁”，改“以刑刑民”的重恐吓为“以刑禁民”兼重教化；控制死刑的适用，改造缘坐刑，减死增流等措施都体现了在儒家刑罚观指导下，封建刑法向“罪刑相当”法理靠近。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对社会稳定发展，有不可否认的进步性。
3．孝文帝法制改革规定了北朝法制的发展方向，太和年间的法制改革，无不体现了隆礼仪、重教化、慎刑罚三环紧扣的总方针，儒家德刑相济、礼本刑用的理论被付诸实行，这不仅是对北魏建国百年法制加以反思和总结的结果，也为北魏后期以及北齐，北周的法制建设规定了方向，北朝法律从内容、结构、精神方面提高了礼法结合的层次，北朝法律制度的格局和风貌自此基本确定。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