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国家法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社会调控方式，但并不是社会的唯一调控方式，民间法在社会生活中也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重视中国社会中的那些起作用的、但并不起眼的道德、风俗、习惯等民间法，善待一些好的、被大家公认的有效的民间法是必须的而且是应当的。民间法是一个寓情、礼、理于一体的争端解决机制，运用民间法审理一定范围内的案件可以弥补国家法的一些不足，不失为“生硬刻板”的国家法的一种有效补救手段。让民间法与国家法共同适用同一案件或完全让民间法取代国家法调整因适用国家法反而产生弊端的纠纷，是社会规范的一种有效机制。在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在不与宪法和法律精神相违背的基础上，运用民间法需要作实事求是的变通和灵活有效的处理。民间法的最大效用价值就是秩序价值，适用国家法的同时充分考虑民间法的调整效果，或者在国家法无法适用以及适用后反而不利于纠纷解决的情况下让民间法来调整，效果会更好一些，社会也会更和谐一些。“土生土长”的民间法和国家强制推行的国家法之间大部分是和谐互补的，但仍有相当多的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发生着强弱程度不同的冲突，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如何合理有效地运用民间法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通过案例实证分析法探讨了民间法引入司法审判中的必要性，并透视了民间法在司法审判中的合理运用及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民间法 案例 司法审判 运用
人类秩序之达成，非惟国家法一端之功劳。国家仅藉以强制力量维持其秩序，其过分行使，必致生民往还，惶惶如也。而自生于民间之规则，更妥贴地维系人们日常交往之秩序。自古迄今，国家法虽为江山社稷安全之必备，然民间法亦为人类交往秩序所必需。故人间秩序者，国家法与民间法相须而成也。-[1]民间法深深扎根于民间，有很强的社会性，其生命力活跃，被称之为“活法”或“行动中的法”，人们乐于接受，适用起来也很方便，在其特定范围容易适用，对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民间法的研究和运用被越来越关注。本文试通过司法实践中鲜活的案例来认识民间法及民间法引入司法审判中的必要性，并透视了民间法在司法审判中的合理运用及应注意的问题，以期为司法实践合理运用民间法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民间法引入司法审判的必要性
在中国的传统语汇中，与“官府”相对的是“民间”，因而在国家法之外，可用“民间法”的概念来做区别。国家法可以被一般地理解为由特定的国家机构制定、颁布、采行和自上而下予以实施的法律，民间法是指这样一种知识传统，它生于民间，出于习惯，乃由乡民长期生活、劳作、交往和利益冲突中显现，因而具有自发性的丰富的地方色彩。在国家法所不及和不足的地方，生长出另一种秩序，另一种法律。这里可以概括地称之为民间法。它可以是家族的，也可以是民族的；可能见诸于文字，也可能是口耳相传；它或是人为创造，或是自然生成；其实施可能会有专门的人负责，也可能依靠传统习惯或是微妙的心理机制。[2]民间法是独立于国家法之外的，是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的生活之中形成的，根据事实和经验，依据某种社会权威和组织确立的，在一定地域内实际调整人与人之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规范具有一定社会强制性的人们共信共行的行为规范。[3]它在外延上表现为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村规民约、家法族规、宗教法规、行业规章等多种形式。
在现实社会中，普通老百姓对国家法之外的所谓道德、风俗、习惯等民间法更感兴趣，许多人偏好用民间法来解决问题，特别是由于国家法自身的缺陷和供给不足、路径不畅、成本太大等客观因素，导致民间法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国家法的替代而发挥着作用，特别是在老、少、边、穷的农村就更是如此。国家在推行法治的进程中，虽然进行了大规模的立法活动，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执法行动以及大张旗鼓的普法宣传，但这些努力似乎并没有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改变人们的现实偏好。国家法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社会调控方式，它有一系列社会稳定和发展所必需的优势，[4]但它也有其固有的一些局限性，比如它的调整范围总是有限的，并非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可以用法律来调整，某些社会关系，如恋爱关系，就不适用法律调整，还有些社会关系如婚姻家庭关系，虽然可以用法律调整，但单纯的法律调整往往效果欠佳，因此需要其他社会规范的介入。再完备的法律制度也不可能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必然为民间法的存在和发展留下空间。有些社会关系特别是与人身有关的社会关系，如婚姻家庭关系，一旦渗透了国家的力量，往往带来更紧张的气氛，而国家法“一方是，则另一方不是”的刚性调整机制有时并不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与国家法相比，民间法则显得更灵活，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更关注案件中个别正义的实现，是国家法的必要补充。民间法深深植根于民族精神观念和社会生活之中，以习惯、风俗、伦理、道德等形式表现出来，反映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比国家法更为客观，更接近“地气”。
中国是一个有着10亿农民的国家，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社会”在中国还占据了主体地位的空间。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人们更多的时候并不生活在国家法中，中国人解决争端所考虑的是“情”、“礼”、“理”，只有最后才诉诸于法，而民间法的意义正在于此，民间法正是这样一个寓情、礼、理于一体的争端解决机制。只要我们不抱国家法万能主义，我们就得承认，在中国的乡土社会，除了国家的法律在运行外，一种由农业文明沿续下来的村规民约、道德、风俗、习惯等组成的民间法在事实上规范和调整着乡土社会的人们。法院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纠纷矛盾时，要想用国家法一体解决之，简直是妄想，特别是在我国法治初级阶段，国家法还不完备，民间法又无处不在的客观现实，我们无法不正视民间法在司法审判中的运用，善待一些好的、被大家公认的有效的民间法是必须的而且是应当的。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条就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5]我国法律对民间法也有承认的一面，如民法通则承认社会公德[6]、合同法承认交易习惯[7]、国际经济法承认国际惯例，但大量的调整特定地域的民间法得不到法律的公开认可，却在当地确实发挥着作用，在司法审判中应充分予以关注。
在我国法治初级阶段，我们对国家法的理想期待还不能一下子拔高，也就是说我们还不能完全指望通过国家法来解决矛盾纠纷。试看一则案例：
黔东南谷龙镇岩英村村民杨通贵和堂弟杨通义两家之间共用一条通道。两家因“界限”问题屡发争执，使亲人反目成仇。两家的矛盾在仇恨积累中逐渐扩展为两支堂亲间老少几十人的全面对峙。杨通义干脆用木棒打桩拦死了过道，致使杨通贵的牲畜只好从堂屋走过，在农村这被认为是奇耻大辱。杨通贵只好诉诸法院并获得法院的支持，然而杨通义拒不执行法院判决，杨通贵便要求州法院强制执行。杨通义被迫拆除了障碍物。这本是法律程序的正当执行，但在山村却被认为是丢面子的事情。为挽回面子，杨通义亲骂大街：“你们做事太绝，等着瞧！”过后不到两个月，以两家为主的堂亲间展开了一场大厮杀，造成一死五伤的惨剧。[8]
表面上看，国家法解决了两家的民事纠纷，其解决方法也无可非议，但纠纷的解决涉及到的问题远不止案件中的民事纠纷。在国家法的干预下不仅没有令当事人满意，而且引发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增加了仇恨，酿成流血事件，使简单的民事案件转变成了严重的刑事案件。虽然杨通贵通过诉求国家法保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同时也使自己处于更危险的境地。因为国家法在解决纠纷时损害了在农村被认为比生命还重要的名声规则，使处于法律范围外的仇恨进一步加剧，时刻都有爆发的危险。因此，国家法干预究竟是对杨通贵权利的保护还是把他置于更危险境地中？在尝试诉求国家法后，杨通贵还会再次诉求国家法吗？如果国家法“让渡”给他们惯用的民间法来调整，或者吸收一些民间法来预防仇恨加剧，弥补国家法施行后产生的“欠缺”，也许能作出令双方都满意的判决。在“熟人社会”里，司法介入不一定是对受害人的最好保护，在一个熟人圈子里的纠纷解决如果加入了国家强制性，有时很容易造成好心办坏事。在这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状态下，人们有纠纷，但是也有谅解，国家法很容易使得他们没有面子。显然，用国家法解决上述案件是失败的。那么我们在司法审判中到底应该怎样合理运用民间法呢？
二、民间法在司法审判中的合理运用
在我国已经有法官依自由裁量权将民间法引入了个案判决之中，如一度炒得沸沸扬扬的泸州遗赠案：
蒋某与黄某于1963年5月登记结婚，婚后夫妻关系一直较好，并收养有一子。1990年7月，蒋某继承父母遗产而取得面积为51平方米的房屋一套。1995年因城市建设，该房屋被拆，拆迁单位将一套面积为77、2平方米的住房安置给了蒋某，并以蒋某的名义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1996年，黄某与比他小近30岁的张某相识后，二人便一直在外租房公开同居生活。2000年9月，黄某与蒋某将蒋某继承所得房产以8万元的价格出售。双方约定在房屋交易中产生的税费由蒋某负担。2001年春节，黄某、蒋某将售房款中的3万元赠与其养子。2001年初，黄某因肝癌晚期住院治疗，于2001年4月18日立下书面遗嘱，将总额为6万元的财产赠与张某，其中包括出售前述房屋所获款的一半即4万元，及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自己所用的手机一部等。2001年4月22日，黄某因病去世。黄某的遗体火化前，张某偕同律师上前阻拦，并当着蒋某的面宣布了黄某留下的遗嘱。黄某去世后，张某根据遗嘱向蒋某索要财产和骨灰盒，遭到蒋某拒绝。张某遂向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依据《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判令被告蒋某按遗嘱履行。纳溪区法院认为遗赠人黄某的遗赠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公共秩序，应属无效行为。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7条的规定，于2001年10月11日做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张某不服一审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于2001年11日向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的事实后，以与一审法院同样的理由，当庭做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审的终审判决。[9]
这是一起将民间法引入个案判决之中的非常典型的案例，曾引起很大的争议，被很多法律界人士评价为“道德与法”、“情与法”的冲突，甚至认为这是在舆论的压力下做出的一起错案。周辉彬载文认为“法庭是慑于民众的呼声和舆论的压力才那样判案。法庭置《继承法》的明确法律条文于不顾，仅用‘道德’二字就判原告败诉，令人不可理解”。[10]杨立新教授认为：“一个获得热烈掌声的判决，就是符合法律的判决吗？就是这个获得了热烈掌声的案件，在事后得到了那么多的批评，不能不给人以深深的思考。看起来，判决认定黄某立遗嘱的行为是违反公序良俗和法律的行为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些道理是经不起推敲的。将自己的一部分遗产遗赠给与自己同居的人，完全是对自己私权的处理，完全是依照法律进行的民事行为--这就是黄某遗赠行为的性质。在法律调整的范围之内，法律具有绝对的权威，不能因为一个行为不符合道德规范而无效。法院维护的应当是法律，而不是道德。这一判决维护的是道德，但是损害的却是国家法律的尊严。”[11]但是本案判决获得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支持，认为这个案子断得好，有力地震慑了企图成为‘第三者’的人，端正了民风，[12]从中可看出，这个案子的社会效果是良好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之所以产生如此好的社会效果与民间法在本案中的巧妙运用是分不开的。法院在依法办案的同时，对审判的社会效果是不能不有所考虑的。试想想，如果法院支持了“第三者”，“第三者”不但未受到惩罚，反而从中受益，这种判法的社会导向是可想而知的。
下面我们比较一下两个案例，来看看运用民间法与否的不同效果。先来看这样一则案例：
甲女与乙男均为农村青年，经人介绍建立婚约关系，约定男方先向女方支付1万元，婚前再支付1万元后立即完婚。甲女在婚约订立后到城里打工，对乙男渐生不满，但并未提出解除婚约。当乙男催促结婚时，甲女从城里回到家中，接受了乙男支付的另1万元后，在约定的成婚日，乘坐婚车，来到乙男家中，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在婚礼过程中，因向男方再次索要金钱遭到拒绝而生气，当晚及此后数日内坚决拒绝与乙男同房。在家人的策划支持下，乙男实施暴力强行与甲女发生了性关系。事后，甲女从乙男家中出走，直接到县公安局报案。公安局最初并未立案，但甲女拒绝再回乙男家，坚持继续告状。乙男见婚姻无法继续，遂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同居关系，甲女退还财礼。法院判决乙男胜诉，女方退回部分财礼。此后，在甲女的坚持下，县公安局立案侦查，检察院以强奸罪提起公诉。当地舆论哗然，认为双方已经结婚，夫妻之间理应同房，不存在强奸问题。法院经审理认为，甲女与乙男虽然举行了婚礼，但并未进行结婚登记，因此，双方不存在合法夫妻关系，乙男以暴力违背女方意志实施性行为，符合强奸罪构成要件，判乙男有期徒刑3年。乙男上诉亦被驳回。因乙男系独子，父母年迈多病，在羁押及服刑期间，承包土地荒芜，老人孤独无助，民众为之不满。[13]
显然在本案例中由于没有考虑到民间法，社会效果是极差的，在我国民间，举行了婚礼就结成了夫妻，即相互承诺共同生活，有同居的义务，妻子有“同房”的义务，丈夫有“同房”的权利，当妻子拒绝履行这种义务时，丈夫“过分”一点的行为一般也能得到人们的理解。在本案例中，妻子拒绝“同房”的理由--“向男方再次索要金钱遭到拒绝而生气”，更与人们崇尚忠贞爱情的观念格格不入，就连县公安局最初也不愿立案，在甲女的“坚持”下才立案。可是，法院的判决却让 “民众为之不满”。然而，按照国家法，法院的判决似乎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对民间法是不是应有所兼顾呢？在量刑上是不是还应该有所考虑呢？下面再请看另一则案例：
被告人李洪泰、李洪和、李洪元和李玉平均系山东省泰安市农民。被告人李洪泰次子李玉国平日游手好闲，且经常酗酒闹事，打骂父母、兄弟。1994年1月2日，李玉国酒后再次殴打其母，并漫骂前来劝解的两个叔叔李洪和与李洪元。后，李玉国睡下，李洪泰即招来长子李玉平，弟弟李洪和、李洪元，共谋杀死李玉国，并说:“出了事我负责，自己的儿，咱不告谁告?”遂率诸子将熟睡中的李玉国杀死，并匿尸。案发后，被告人所在村群众联名上书，要求对上列被告人从宽处理。法庭考虑上述情节及民意，对四名被告人从轻和减轻判处:李洪泰有期徒刑四年;李玉平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李洪和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李洪元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14]
在本案例中，四名被告人私自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依国家法显然是一种犯罪行为，因为他们无权力这样做--即使对一名恶棍。然而，在“大义灭亲”的民间法中，四名被告人不但有权力这样做，而且还会赢得一片欢呼。在国家法中，只要是人，都应该享有人权；而在民间法中，“坏人”也享有人权常常令老百姓不可思议，如果因为剥夺了“坏人”的人权而使“好人”受到惩罚，人们会认为这是“黑白颠倒”，“群众联名上书”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行为。法庭充分考虑了这种民意，在量刑上从轻或减轻，既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法律上对这种“大义灭亲”的行为还是予以了否定），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纵观两则案例处理效果是大相径庭的，从法社会学的角度看，任何纠纷的解决，都不是以服从严格的规则主义为主的，而是以解决纠纷、解决问题为主，诉讼的目的就是为了平息矛盾、化解纠纷、调控秩序。“任何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根本目的都不应当是为了确立一种威权化的思想，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调整社会关系，使人们比较协调，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 [15]在法律规定的弹性空间内，需要我们合理地、灵活地考虑和运用民间法的资源和做法，不应排斥民间法在审判中的应用。但在现行法律框架内通常不应在判决书中直接显现民间法如何如何规定的字眼，通常不要直截了当、明目张胆地放弃国家法的立场和框架，而是将一种民间法上的判断转化成一种国家法上的判断，使民间法能在“合法”的规则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依据。假如前一则案例法官将民间“举行了婚礼就结成了夫妻”的乡俗转化为法定的量刑情节给以充分考虑判个缓刑（按法律规定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即可判处缓刑，何况在当地乙男的行为是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与后一则案例应该会取得同样的社会效果。
我们所处的生活里，实际上有两种机制在起着调整的作用，一种是由国家强制力确认的国家法，另一种是由民间社会自发确认的民间法。这两种规范表达了人们不同的规范需求，共同协作调控社会生活，将有利于圆满、和谐解决纠纷。如果过分强调国家法，而轻视民间法的作用，社会调控机制就会失衡，一些具有浓厚民间法性质的案件得不到根本上的解决。因此，运用法律解决民间纠纷时不应只限于适用国家法，运用民间法适用一定范围内的案件也许可以弥补国家法的一些不足，成为一种有效的补救手段。两者共同适用同一案件或完全让民间法取代国家法调整因适用国家法反而产生弊端的纠纷，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社会规范机制。国家法不能完全排斥民间法，同样，民间法也不能完全拒绝国家法，在具体运用民间法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对待。第一，某些案件，如果国家法有规定，民间法也有规范，国家法的规定比较原则,而民间法的内容比较具体，可操作性强，又符合社会最低道德底线，易于为广大社会成员所接受，对这类案件，既要以国家法为根据，又要灵活应用民间法的习惯做法，做到既合法又合情理。如“拾得物”在民法通则中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为求得遗失物“失而复得”给予一定的酬谢等已成为一种惯例，解决这类纠纷就不能拘泥于“应当归还失主”的硬性规定。第二，某些案件，如国家法无明文规定，但民间法有具体规定，如婚约及其引起的财产纠纷，处理这类案件可以应用民间法，这既便于当事人理解和接受，又为法院裁判案件提供了可行的原则。第三，某些案件，国家法和民间法都有规定，但二者规定的内容相互冲突，即合乎国家法的行为却违背了民间法，合乎民间法的行为却违背国家法。如在我国大部分农村，出嫁的女儿是否赡养父母和是否继承父母遗产的问题，按民法通则规定，无论儿子还是女儿，对父母都承担同样的义务和享受同样的权利。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特别在农村，女儿往往既不承担这样的义务,也不享受这方面的权利。司法审判实践中比较多的做法是在老人只起诉儿子的情况下，如果能调解则就案调解，调解不成，才会考虑追加女儿作被告。审理这类案件就要妥协与合作，“当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发生冲突时，不能公式化地强调以国家制定法来同化民间法，而应当寻求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妥协与合作。”[16]这里所说的妥协与合作，不是迁就民间的落后，也不是允许民间实施国家法时各行其事，另搞一套，而是在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在不与宪法和法律精神相违背的基础上，照顾和考虑民间的特殊情况，作实事求是的变通和灵活有效的处理，也就是说不是非得把一切问题都纳入国家法律程序内解决。
必须指出，在国家法和民间法之间，国家法有系统的理论为其辩护和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往往忽视和民间法的协作。而民间法缺乏系统化和组织力量，难以抵制国家法对民间法的冲击，在冲突中往往居于劣势，强调国家法主动寻求和民间法的沟通和协作就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因此，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我们强调民间法的重要性，并不是否定国家法的主导地位，用民间法替代国家法处理案件，而是适用国家法的同时充分考虑民间法的调整效果，或者在国家法无法适用以及适用后反而不利于纠纷解决的情况下让民间法来调整，效果也许会更好些。
三、运用民间法应注意的问题
（一）运用民间法应注意变通和灵活有效的处理。
关于印发《建筑管理司2000年上半年工作小结和下半年工作计划》的通知
建设部建筑管理司
关于印发《建筑管理司2000年上半年工作小结和下半年工作计划》的通知
建建综[2000]2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委（建设厅），各计划单列市建委，国务院务有关部门建设司，中央管理的有关企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现将《建筑管理司2000年上半年工作小结和下半年工作计划》印发给你们，供参阅。
附件：建筑管理司2000年上半年工作小结和下半年工作计划
建设部建筑管理司
二○○○年七月十一日
附件:
建筑管理司2000年上半年工作小结和下半年工作计划
2000年上半年，建筑管理司按照年度工作计划，在部党组和主管副部长的领导下，突出工作重点，紧紧围绕贯彻“两法一条例”，制定配套法规、文件，积极开展调查研究，狠抓工作落实，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上半年工作小结
一、组织学习、宣传《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制定配套法规、文件，努力提高建设工程质量
（一）学习和贯彻《条例》，积极开展培训工作。
1．印发了《关于认真组织学习、宣传和贯彻<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通知》。各地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通知》的要求，把认真学习、宣传和贯彻《条例》的工作摆在了突出重要的位置，组织有关管理人员和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人员，认真学习并掌握《条例》的实质内容和条文涵义，做到正确执法；组织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和有关人员认真学习和熟悉《条例》的内容，明确各自的质量责任和义务，做到真正知法、自觉守法。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还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通过广播电视讲话、报刊发表文章等，向社会广泛宣传《条例》。
2．召开《条例》宣讲会，并组织开展培训工作。分别在北京、合肥召开贯彻《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委主管主任（厅长）座谈会，宣讲《条例》，通报我司贯彻《条例》的工作部署，各省市就认真贯彻落实《条例》工作进行了座谈。与部法规司联合在杭州和西安举办了贯彻《条例》培训班，还委托有关协会举办了《条例》培训班。
（二）出版《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释义》。
与国务院法制办和部政策法规司、勘察设计司联合编写、出版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释义》，对《条例》逐章逐条进行细致、全面、准确的解释，以利于建设系统广大从业人员和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和贯彻《条例》。
（三）制定与《条例》配套的部门规章和文件，清理与其有所抵触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已出台的有：
1．《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建设部令第78号）；《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2．《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建设部令第80号）。
3．《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暂行规定》；
4．《关于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深化改革的指导意见》；
已完成初稿，正在征求意见的有：
1．《关于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装修的管理规定》；
2．《关于建筑材料、构配件设备试块检验检测管理规定》；
3．《建筑安装工程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四）召开了提高政府工程质量监督水平现场会。
为改进和加强施工现场质量监督手段，强化政府对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检查，3月21日在青岛市召开了改善技术装备提高政府工程质量监督水平现场会，重点介绍了青岛市运用现代化监督手段提高工程质量监控能力的经验，并参观了现场监督检测的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5月，又组织了工程质量监督检测仪器、设备、产品展示会。
（五）与部有关司一起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就建设工程质量问题和影响质量的因素进行基础性研究工作。
1．根据《条例》提出的“合理使用年限”问题，委托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清华大学牵头组成《建筑物的耐久性、使用年限与安全评估》课题组，对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规定使用年限和安全性进行研究，提出规定使用年限的确定方法和工程结构安全度评估鉴定办法。
2．委托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牵头组成《建筑工程裂缝原因及有效治理措施的研究》课题组，分析工程裂缝产生原因、机理，提出防治工程裂缝的有效措施，杜绝有害裂缝的产生。
（六）编写质量监督工程师培训教材。
为了配合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改革，做好质量监督工程师的培训考核工作，委托有关专家编写了6册质量监督工程师培训教材，其中3册已初步审定。
（七）抓好建筑业10项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工作。
1．印发了《全国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2000年验收计划》。
2．在对第一、二批全国示范工程进行总结的基础上，组织编写、出版了《全国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专辑》。
3．按照验收计划，完成了对新疆、杭州、无锡、天津等5项全国示范工程的验收工作。
（八）组织编写《建筑业企业贯彻ISO9000-2000版实施细则》。
（九）认真做好工程质量投诉处理和督办工作。
督促办理部领导批示的工程质量投诉5件（辽宁辽源、广东东莞、辽宁抚顺、内蒙赤峰、福建顶益）；向有关省市建委（建设厅）批转质量投诉材料25件，并督促落实。
二、认真学习、贯彻《招标投标法》，进一步完善有形建筑市场管理，规范工程招标投标
（一）贯彻落实《招标投标法》，进一步规范工程招标投标。
1．印发了《关于认真组织学习、宣传和贯彻〈招标投标法〉的通知》。各地区按照《通知》的要求，认真组织学习和宣传《招标投标法》。同时，委托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建筑市场与招标投标分会进行普法宣传培训。
2．《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0]34号）下发后，召开了部分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招标办有关人员参加的研讨会，讨论如何贯彻《通知》精神，进一步加强对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通过研讨，现正组织人员起草《建筑工程施工招标投标实施办法》，主要内容包括：（1）明确界定各类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的具体范围，对在此范围的工程招标投标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2）对《招标投标法》中需要明确和补充的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规定；（3）对工作实践中一些需要解决和进一步规范的问题做出规定。
3．协调有关部门意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
4．印发了《关于在地方机构改革中应重视加强工程招标投标监督管理职能的通知》，要求各地在机构改革中对工程招标投标的监督管理职能应进一步加强，不能削弱；并充分重视工程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机构的设置，以保障《招标投标法》和国务院办公厅34号文的贯彻执行。
（二）规范有形建筑市场管理，加快“中国工程建设和建筑业信息网络”的建设步伐。
1．起草了《关于加强有形建筑市场建设和管理的若干意见》，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修改后拟报请国务院批转。
2．加快建立“中国工程建设和建筑业信息网络”。目前已经建立了“工程网”建设部总站，配备了相应的设备，建立了相应的数据库，开发了运行软件，并注册了域名。同时，与中国电信签订了协议，对“工程网”各级站点租用DDN专线给予20%的优惠。
目前，全国已经有9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包括地、州、盟）建立了计算机管理系统，河北、江苏、陕西、四川已经实现省内联网。年底前，还有80多个城市也将建立计算机管理系统，这都为实现全国联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与监察部联合组成调查组，对有形建筑市场的管理和运行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以进一步完善有形建筑市场的管理，规范其运作。
（三）加强执法监察，进一步抓好整顿规范建筑市场工作。
1．印发了《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精神，进一步抓好整顿规范建筑市场工作的通知》和《建设部、监察部关于2000年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工作安排意见》，针对去年全国整顿规范建筑市场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对今年执法监察和整顿规范工作做了安排部署。
2．组织召开了全国部分省市建筑市场执法工作交流研讨会，转发了会议纪要，并和部政策法规司约请国务院法制局的同志联合进行调查，争取明确建筑市场执法检查机构和这项工作的法律地位，使监督管理职能得到落实。
（四）完成了建立以工程保险和工程担保为主要内容的工程风险管理制度的研究。
在对国内外情况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 撰写了《关于在我国建立工程风险管理制度的研究报告》（讨论稿），并起草了《关于在我国建立工程风险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讨论稿），目前已印发各地区广泛征求意见，以便进一步完善。
三、继续改进和完善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管理办法，积极推进国有建筑业企业深化改革
1．起草了《关于改进与完善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制度的汇报提纲》、《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筑业企业资质分类框架》及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并向部领导和部常务会议作了汇报；召开了国务院有关部门、中央企业两个座谈会，在一些大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组织开展了一级资质建筑业企业调查摸底工作，为资质标准的修订提供了数量依据。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对《管理规定》、《资质分类》和资质标准进行了反复修改，资质管理改革的思路和框架已基本确定。
2．部署了2000年建筑业企业资质年检工作，并明确今年继续停止资质升级工作；组织开展了中央企业资质年检工作。
3．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加快建筑业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多次召开座谈会进行了修改，并在部召开的全国建设系统国有企业改革经验交流会上进行了讨论。
4．根据中央关于着力培育大型企业发展的精神，从各地区、各部门和中央管理总公司上报的企业中，初步确定了100家列入建设部重点支持的建筑业企业名单，并提出了有关扶持政策，待新的资质管理办法颁发后出台。
5．会同部人事教育司、中国建筑业协会，组织开展了建筑劳务作业人员培训、使用和管理的调研工作，已到四川、重庆、上海、江苏、北京、河北六个省市进行了调研，初步摸清了劳务作业人员的基本状况，并初步确定了一批建筑劳务示范基地名单。
6．配合部综合财务司制订了建设事业“十五”规划纲要草案，并开展了建筑业“十五”规划的前期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拟订了建筑业“十五”期间的发展目标和政策措施。
7．布置了今年的建筑业统计工作，并组织建筑业统计研究会开展了改进和完善建筑业统计方法制度的研究工作。
8．就建筑装饰装修的归口管理问题，给河南省建设厅复函，并抄送各省市人民政府和建委（建设厅），进一步明确这项工作应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9．组织进行了《建筑业五十年》编撰、出版工作。
四、认真贯彻江泽民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强化建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1．组织有关人员修改《建设工程安全管理条例》（送审稿）。
2．为了认真贯彻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批示，切实加强建设系统安全生产，印发了《关于加强全国建设系统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对全国建设系统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建设系统贯彻落实江总书记的重要批示精神，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报送了《建设部关于落实江泽民总书记有关安全生产的重要批示精神的报告》。
3．部署开展了全国建设系统2000年“安全生产周”活动。
4．完成了“1999年全国建设职工伤亡事故年报” 、“1999年全国建筑安全生产检查情况总结”，并组织专家对甘肃、内蒙和海南的建筑安全生产情况进行复查。
5．布置了《全国建筑施工人员安全知识普及教育丛书》的编写工作，并完成了初稿编写。
6．完成了《建筑施工附着升降脚手架设计及使用管理规定》的编写和专家审定工作。
7．完成了《土石方工程安全技术规范》的立项工作，并委托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主编。
8．完成《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释义》初稿的编写工作。
9．完成《施工伤亡事故报告的计算机软件》开发工作。
五、进一步完善建设监理制度，提高监理队伍的素质
1．起草了《必须实行监理的具体工程范围》，并组织召开了讨论会，征求有关地区和铁道、交通、水利、民航等九个部门的意见，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认真修改，已报国务院法制办。
2．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印发了《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示范文本》。
3．组织起草了《工程监理招标投标的指导意见》。
4．完成了《建设工程监理规范》的起草工作，正在征求各地区、各部门的意见。
5．修改了监理单位资质管理办法。
6．积极争取国家计委的支持，拟提高现有的监理取费标准，为监理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7．组织开展了《中国建设监理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的研究，并对完成的研究报告初稿进行修改和完善。
8．组织进行了在我国建立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的调研论证。
9．布置2000年监理单位资质年检、项目经理资质复查工作；完成了2000年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布置了监理基本情况调查，并委托部信息中心开发了监理情况统计软件。
六、认真做好基础工作，为开拓国际建筑市场做好准备
（一）进一步完善国内建筑市场准入制度。
1．针对我国即将加入WTO所面临的形势，完成了《加入WTO对我国建筑业影响及对策》的研究报告。
2．作为加入WTO后的对策之一，起草了《外商投资建筑企业管理规定》以及实施细则，现正在与外经贸部进行第二次协调。
3．对境外建筑企业以及港澳台地区企业在我国境内承包工程的情况进行了一次普查，现在问卷已经收回，正进行统计分析工作。
（二）组织协调对外工程承包。
1．组织召开了对外工程承包工作座谈会，对我国对外工程承包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对策进行了研究和讨论。
2．组织编写了《全球对外工程承包概况》、《我国对外工程承包的现状和问题》、《部分国家建筑市场准入的情况》的调查报告。
3．草拟了《进一步发展对外工程承包的指导意见》。
4．加强了与国外政府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磋商和合作。与香港工务局就两地建筑公司的两地市场准入审批问题上的合作达成了协议，并就共同推动两地建筑公司联手开展国际工程承包达成了一致意见。积极开展了与日本建设省及新加坡建设局的交流。
（三）做好对外工程承包的管理人才的培训工作。
1．完成了第二期香港培训班的结业工作，组织第二期学员编写了《香港建筑企业管理》的研究报告。
2．恢复了新加坡培训班的工作，完成了第七期新加坡培训班的学员选拔、国内培训、组织出国的工作。
3．开始了第三期香港培训班的招生工作。
七、努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成果 司党支部按照部直属机关党委的部署，及时传达并认真学习中央有关精神，把思想政治工作和业务工作紧密联系一起，2000年上半年，在人手少、任务重的情况下，全司同志团结拼搏，勤奋工作，努力改变工作作风，着力提高工作效率，各项工作基本按照计划完成。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成果，我司被机关党委授予建设部“文明司局”，综合处、质量技术处被授予建设部“文明处室”，司党支部被授予1996-2000年建设部直属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
总结上半年工作，仍存在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
1、上半年的工作任务比较重，虽有计划和目标，有些工作的深度不够，有时由于时间紧，急于出文，对文字的推敲不够，文字比较粗糙。
2、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不够，客观上是工作任务比较多，时间紧，但主观上仍重视不够。
下半年工作计划
一、继续修改并出台与《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配套的规章、文件，积极推进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改革
（一）修改并出台与《条例》配套的规章、文件。
年底前出台的有：
1．《关于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装修的管理规定》（部令）；
2．《关于建筑材料、构配件设备试块检验检测管理规定》（部文）；
3．《关于提高住宅工程质量的若干规定》（部文）；
4．《质量监督工程师资格管理暂行办法》（部文）。
（二）召开提高住宅工程质量现场会。
为了提高住宅工程质量，确保住宅结构安全，拟于9月下旬在上海市召开提高住宅工程质量现场会，推广上海市在提高住宅工程质量方面的经验，并讨论修改《关于提高住宅工程质量的若干规定》，会后颁发。
（三）推进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改革，完成第一批质量监督工程师培训、考核、颁证工作。
根据《条例》规定及《关于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深化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基本职责和资格条件，质量监督工作的程序和内容，制定质量监督工程师资格条件、培训教材和考核标准，推进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改革，完成第一批质量监督工程师培训、考核、颁证工作
1．第三季度完成全部“质量监督工程师培训教材”的审定、出版工作，并作好第一批质量监督工程师培训、考核的计划安排和准备工作，第四季度完成第一批质量监督工程师的培训、考核、颁证工作。
2．制定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基本职责，质量监督工作的程序和内容，建立健全质量监督管理工作体系，推进工程质量监督工作标准化、规范化。
（四）深入基层积极开展调研工作，对工程质量管理的薄弱环节进行专项治理。
1．了解已经出台规章、文件的贯彻执行情况和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质量监督机构的改革情况，抓住典型，总结经验，及时推广。
2．集中力量对去年质量大检查中暴露出来的工程质量管理薄弱环节，即城乡结合部的工程、县及以下城镇的工程、低资质企业承建的工程进行专项治理，在各地进行检查的基础上，建设部组织有关专家对部分省市的专项治理情况进行抽查，使这些工程质量管理的薄弱环节得到明显改善和提高。
（五）进一步推进建筑业技术进步。
按照年初制定的验收计划，对辽宁、吉林、山西、上海、黑龙江、中建的7个全国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组织验收。
二、继续制定与《招标投标法》相配套的规章，进一步规范有形建筑市场管理，狠抓专项治理，力争整顿规范建筑市场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一）修改并出台与《招标投标法》相配套的规章，进一步规范工程招标投标活动。
1．颁发《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制定下发《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工作实施意见》，召开全国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会议，安排部署资格认定工作。
2．继续修改《建筑工程施工招标投标实施办法》，并印发各地征求意见，争取10月底前报部政策法规司。
3．组织人员修订《建设工程招标文件范本》，进一步规范工程招标管理程序和招标投标行为。
4．与国家计委物价局协调，制定印发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机构收费的规定。
（二）进一步规范有形建筑市场管理，加快“中国工程建设和建筑业信息网络”的建设步伐。
1．积极与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和协调，争取在达成共识后，将《关于加强有形建筑市场建设和管理的若干意见》报请国务院批转。
2．7月中旬开通“中国工程建设和建筑业信息网络”，并实现部分省市（50个以上城市）上网发布工程招标信息。同时，积极争取国家计委的支持，指定“工程网”为发布工程招标信息的国家指定媒介。督促各地按照计划安排的时间建立有形建筑市场计算机管理系统。
（三）加强执法监察，开展专项治理，进一步抓好整顿规范建筑市场工作。
1．要求各地区认真按照《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精神，进一步抓好整顿规范建筑市场工作的通知》和《建设部、监察部关于2000年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工作安排意见》的要求，对本地区整顿规范建筑市场和开展执法监察、专项治理的情况进行全面的检查。在此基础上，建设部组织检查组对部分省市的检查结果进行抽查。
2、组织力量对转包、挂靠问题进行调研，并抓住典型案例进行深入解剖，认真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和各种表现形式，提出治理的工作思路。
（四）组织开展工程保险与工程担保的试点工作。
收集意见，组织修改《关于在我国建立工程风险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并与有关部门沟通和协调，争取四季度正式印发。同时，制订试点办法，确定试点单位，开展试点工作。
三、出台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办法和资质等级标准，拟定资质就位实施意见
1．在进一步征求各地、各部门意见的基础上，修改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等级标准，力争三季度出台。同时，研究提出资质重新就位的实施意见。四季度召开全国建筑业企业资质就位工作会议，部署新资质就位工作。
2．组织进行新的资质就位及管理软件开发、资质证书设计及印制工作。
3．完成全国建筑业企业资质年检汇总、总结工作。
4．修改下发《关于加快建筑业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出台确定建设部重点支持的建筑业企业名单及有关政策，并从中确定一批企业作为推进企业改革的联系点。
5．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关于加强建筑劳务作业人员培训、使用和管理的意见》，并确定一批全国建筑劳务示范基地。
6．会同国家统计局、中国建筑业协会统计研究会，研究提出改进与加强建筑业统计工作的意见和实施方案。
四、做好《建设工程安全管理条例》的修改和上报工作，积极开展专项治理，努力做好建筑安全生产工作
1．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广东省江门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的重要批示精神，组织开展全国建设系统安全大检查，切实消除事故隐患，加强建设系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努力减少人员伤亡事故的发生。
2．继续修改《建设工程安全管理条例》，争取三季度经部常务会讨论通过后报国务院法制办。
3．制定并印发《“十五”建筑机械设备使用和管理指导意见》和《施工现场“九五”安全达标总结和“十五”安全达标规划》。
4．深入开展专项治理，一是防止建筑塔吊伤亡事故；二是防止伪劣假冒安全防护用具和机械设备流入施工现场。
5．出台《建筑施工附着升降脚手架设计及使用管理规定》。
6．出台《门型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建筑施工模板工程安全技术规范》《木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等五部技术标准和规范。
7．出台《〈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释义》。
8．组织调研，召开座谈会，在此基础上与保监会联合出台《建筑施工现场从事危险作业人员意外伤害保险工作的意见》。研究建立我国建筑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
五、以提高监理队伍素质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建设监理制度
1．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朱镕基总理在《黎安田同志关于长江重要堤防隐蔽工程建设有关情况的报告》上关于监理问题的重要批示精神，并研究提出贯彻落实的具体意见。
2．出台《必须实行监理的具体工程范围》，印发《工程监理招标投标的指导意见》。
3．颁发《建设工程监理规范》。
4．配合国家计委对监理取费标准进行测算。
5．完成《中国建设监理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的研究。
6．做好监理工程师考试录取及注册工作，核准建筑施工企业一级资质项目经理。
六、积极调整政策，完善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建筑市场的准入制度，组织协调我国建筑业企业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
（一）完善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建筑市场的准入制度。
1．出台《外商投资建筑企业管理规定》，并作好实施工作。
2．完成《境外建筑企业以及港澳台地区企业在我国境内承包工程情况调查报告》。
（二）组织协调对外工程承包。
1．进一步修改、完善并出台《进一步发展对外工程承包的指导意见》。
2．研究制定《关于开展对外工程承包企业的建筑企业资质及工程业绩证明的规定》。
3．加强对我国建筑企业宣传工作。研究制定在国际媒体上公布我国高等级资质建筑企业名单的办法。
4．加强利用国内市场换取国际市场的工作。研究制定对在国外与我国建筑企业开展联合承包或分包合作的国外建筑公司在我国市场上的优惠政策，以鼓励国际大型建筑公司带动中国建筑公司在国际市场上获取份额。
5．继续加强与国外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建设主管部门的磋商和合作，为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开拓道路。
6．加强与外经贸部等部门的协调，以加强我国援外工程管理工作为突破口，建立协调机制。
7．召开全国对外工程承包工作会议，初步建立起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协调对外工程承包的职能。
（三）对外工程承包的管理人才培训工作。
1．作好第三期香港培训班的选拔和派出工作。
2．作好第七期新加坡培训班的日常管理工作。组织学员编写《新加坡建筑企业管理和建筑管理体制方面》的报告。
3．作好新加坡前六期培训班以及香港前两期培训班的总结工作。建立与毕业学员的跟踪联络机制。11月与新加坡建设局召开工作会议，就双方合作问题交换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