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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唾沫淹没的法律——评三菱汽车质量风波

　 何兵

　 因为一辆三菱汽车将中国公民陆惠撞成重伤而至今不予赔偿一事，媒体纷纷行动，群起而攻之。在媒体的引导下，普通百姓义愤填膺，以为三菱的行为是对中国法律和中国人民的公然蔑视。陆惠方更是在媒体慷慨陈词，称：“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关系明确、责任亦已清楚的情况下，日本三菱公司却以各种借口、手段，甚至是欺骗的方法，不顾陆惠早已无钱治疗的现实，不敢面对事实，拖延时间，使陆惠方对日本三菱汽车公司的立场表示无法理解，如果陆惠的观点或证据不属实，对日本三菱汽车公司的声誉造成不良影响，陆惠方十分欢迎日本三菱汽车公司公开指出或到法院起诉，陆惠方一定奉陪到底。”

　 检索其它相关的评论，案件虽未经法院判决，但三菱一方已然在媒体的审判中败走麦城。媒体的记者以为自己的言论在为弱者伸张正义，普通的公民以为自己的言谈体现了爱国的情感。然而，正是在这些所谓伸张正义的唾沫声中，中国的法律被淹没得一干二净。

　 道德胜利了，而法律正在蒙羞！

　 三菱汽车肇事以后，三菱公司应否承担责任本是一个法律问题。三菱公司承担责任的基本前提应当是：一、该汽车是三菱公司生产和合法销售的产品；二、肇事起因于三菱汽车的质量。检索一下陆惠方的言谈和所举的证据，我以为，本起纠纷绝非如陆惠方所言“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关系明确”。相反，纠纷事实不清、证据不明、法律关系复杂。试析如下：

　 陆惠方称：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对肇事车所做的鉴定报告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报告中已经指明肇事车的生产单位是日本三菱，型号是帕杰罗V31，所以我们无须再做证明。第二，按照中国法律程序，如日本三菱汽车公司对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的鉴定报告持有异议，日本三菱汽车公司应该向更高一级，也就是中国国家质检总局申请复议，而三菱汽车目前的做法显然不符合中国的法律程序。

　 法理并非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明确规定：鉴定结论必须经过法庭查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缘此，任何单位的鉴定结论包括政府部门的鉴定结论都不能作为当然的定案证据，必须经过法庭查实。陆惠方称：技监局的鉴定结论具有法律效力，本案因此事实清楚。陆惠方在此显然故意混淆“证据的法律效力”和“证据的证明力”两个有根本区别的法律概念，从而误导媒体和公众。一份证据有“法律效力”不等于事实即得以证明。一份证据如果合法取得并与本案相关，即具有法律效力，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这不代表该证据不可质疑，更不能得出本案事实清楚的结论。一个刑事被告人的妻子是可以为其丈夫提供证据的，该份证据具有“法律效力”，但该份证据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信，则是证据的证明力问题。技监局的鉴定具有法律效力，不代表技监局的鉴定即无可质疑。三菱方如果对技监局的证据提出怀疑，双方可以通过诉讼在法庭上质辩，从而使事实得以澄清。陆惠方的逻辑是：鉴定结论是技监局作出的，而技监局作为政府是不可怀疑的，故此，鉴定结论是不可怀疑的。问题在于，政府所为的行为也是可以怀疑的。法治的一个功用是约束政府。如果政府永远合理、公正，不可怀疑，则法治又有何必要？

　 就本案而言，三菱方既已提出“涉案之汽车系走私以后，在中国非法组装”的主张，作为陆惠方以及政府部门就应当提供证明该车系三菱公司生产和在中国合法销售的证据，这是陆惠方的法律责任，况且这一证据并不难获得。因为按照中国的法律，汽车在办理入户之时，必须提供购买发票。汽车所有人以及政府公安部门应当有据可查。然而，在三菱方已明确提出涉案汽车是“走私组装车”的情况下，陆惠方仍然一直不提供直接证据，因此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能力的公民都会对陆惠方所言产生合理怀疑。陆惠方称，如果三菱方对鉴定结论怀疑，应向上一级技监部门申请复议。在此，陆惠方将三菱方对鉴定不服“申请复议的权利”解释为“申请复议的义务”。依据中国的法律，三菱方对于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也完全有权利对鉴定置之不理，等到诉讼提起以后，通过法律重新鉴定。三菱方没有法律义务申请复议。

　 从法律关系角度讲，如果该车确系走私车的话，则三菱方应否承担责任就存在很大疑问。生产者应对其生产和销售的产品负责，此无异议。问题是，如果该车系“非法走私并被拆卸后自行组装”的话，则该车应否算作三菱公司生产就深值怀疑。因为“组装”本身就是生产过程的一部分，不是三菱组装的车应否算作三菱生产的车在法律上是值得深究的。如果该车确系走私的车，问题就更复杂了。故此，本案决非如陆惠方所言———“法律关系”明确。

　 事件发生以后，如果案件事实确如陆惠方所言“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的话，则陆惠方完全可以通过诉讼程序及时得到法律保护，而不是通过媒体进行道德审判。按中国法律，如果事实清楚，法院应即时受理；陆惠如果无钱诉讼，可以申请法院减免或缓交；如果无钱聘请律师的话，可以申请司法援助；诉讼提起以后，如果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而陆惠又急需用钱，则可以申请法院立即裁定三菱公司先行支付。据此不难看出，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陆惠完全可以通过诉讼得到即时救济。而事发一年多，陆惠方迟迟不起诉，却利用媒体进行所谓的道德审判，将一起普通的民事纠纷上升为中华民族与日本企业的抗争，将法律问题道德化。

　 不难看出，在媒体的一片叫骂声中，法律被淹没了。

　 三菱公司在中国经营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但前提是，它有抗辩的权利。媒体以及公众进行“一边倒”式道德审判和指责，并逼迫三菱交钱，不仅是不合法的，而且是不道德的！这种行为不仅不能提高民族的尊严，相反，它将使中华民族蒙受耻辱。请记住“我可以服从，但是必须争辩”，这是法治的基本前提，也是三菱公司的最基本权利。

论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法律制度

徐会展


　　2001年4月28日修正施行的《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从而在立法上正式确立了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法律制度。本文尝试从法理和实务两个方面，重点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渊源、立法背景、构成要件、引起赔偿的情形、权利义务主体、赔偿范围和提出时间等进行探讨，以期为大家在学习和使用这一权利救济制度时提供参考。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渊源和立法背景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提出，是基本西方社会的婚姻契约原理。根据婚姻契约原理，当配偶一方因过错违反婚姻契约所规定的义务时，无过错的配偶一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最早规定了离婚过错赔偿制度，其规定：“因离婚，无过错的配偶一方在财产权或期待权方面遭受损害的，有过错的一方应支付合理的赔偿金；因导致离婚的情势，配偶一方的人格遭受重大损害的，法官可判与一定金额的赔偿金作为慰抚。”其后，1920年的北欧诸国的婚姻法、1931年中华民国民法典、1941年修改后的法国民法典都陆续设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日本民法虽无关于离婚过错赔偿制度的明确规定，但学说和判例均承认离婚损害之存在。
　　而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都没有采用婚姻契约理论，认为“婚姻是男女双方精神上的结合。虽然也涉及财产内容，但它主要是人身关系，而不是契约关系。”⑴基于这样的理论前提，我国婚姻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未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作任何规定。该制度的缺失使离婚诉讼标的和当事人的权利缺少一个应有的环节，而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又无法回避破裂主义离婚中客观存在的过错情形，并在潜意识上力图追求对过错行为的处罚和对无过错者的保护，于是不得不在子女抚养监护的认定、共同财产的分割和困难帮助的解决等诉讼标的层面，确立所谓的“照顾无过错一方”、“保护无过错一方”、“有利于无过错一方”等适用性原则，甚至在有些实践操作上直接公然违背破裂主义离婚标准的要求，以是否准予离婚来表现对过错行为的惩罚或对无过错方的保护与救济。这种通过牺牲过错行为人的其他权利或利益来达到惩罚过错者和保护、救济无过错者目的的做法，不但容易陷入法理的误区，而且也很难达到惩罚与保护的“双赢”，甚至反而会使过错方和无过错方均遭到权利的侵害。因此，只有准确把握离婚诉讼的客观规律，确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才能明晰离婚中的不同法律关系，完整、公平地保护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和国外的法律交流日益增多，在婚姻法方面也有许多先进的法律理论和做法被引进，国家立法的重心也逐渐转移到着重于处理我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上来。1993年1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上，要坚持“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这一规定或可作为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前身。但由于该司法解释对“过错”的外延、内涵未作出界定，对具体的“照顾”方式也没有可参照的依据，因此，该原则在司法审判中难以得到真正的落实。经过理论界的长期探讨和司法实践中的经验总结，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中正式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10月27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一）》）和2004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中，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具体适用时的一些问题作出了规定。至此，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基本确立。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离婚损害赔偿属民事损害赔偿的一种，可适用一般民事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婚姻法的有关规定，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妨害婚姻家庭关系的违法行为的存在

　　判断违法性的标准就是看是否违反法律规范。具体到离婚损害赔偿而言，就是看是否违反了《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根据该条的规定，妨害婚姻家庭关系的违法行为包括：(1)重婚；(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如果实施的是这四种情形以外的其他违法行为，如通奸、嫖娼、赌博、吸毒等，不管造成了何种后果，都不会引起离婚损害赔偿。

（二）妨害婚姻家庭关系的违法行为导致了夫妻间的离婚

　　离婚损害赔偿的提出，要求必须有离婚这一结果要件。如果配偶一方实施了《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违法行为，但并没有离婚；或者双方虽然离婚，但并没有《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违法行为；或者双方虽然离婚，配偶一方也具有《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违法行为，但二者并不有因果关系，都不构成离婚损害赔偿。

（三）离婚造成了当事人的损害

　　损害事实是构成损害赔偿的要件之一。如果没有财产的或人身的损害，也就失去了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损害是指利益的减少和丧失，包括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财产损害是指财产利益的减少和丧失。如财产被侵占、毁损，承包经营权受侵犯等。这里的财产利益即包括物、货币、有价证券，也包括财产性权利。非财产权害是指非财产利益的减少、丧失或者伤害，例如对他人名誉权的侵犯。这里的非财产利益既包括名誉、尊严、荣誉、姓名等，也包括人的情感。配偶一方具有《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并导致离婚的，都会对对方的非财产利益造成损害。

（四）违法行为人存有过错

　　离婚损害赔偿中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要求配偶一方在实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行为时主观上具有过错。在实行破裂主义离婚的今天，离婚本身并不构成侵权行为，离婚是对婚姻破裂事实的认定。构成侵权行为的是引起离婚的原因，如通奸、姘居、重婚、虐待和遗弃等行为。行为人的过错是指支配行为人从事侵权行为的故意和过失的状况。首先，过错表现为一种主观状态，即侵权人的主观故意和过失；其次，过错表现为受行为人主观意志支配的外在行为，行为人的主观意志外化为行为时，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这里的过错是主观和客观因素相结合的概念，即将主观过错外化为违法行为。因此，民法和婚姻法上的过错不是单纯指行为人主观状态上的过错，而同时意味着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法律和道德，并造成对他人的损害，过错体现了法律和道德对行为人行为的否定评价。⑵

三、引起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

（一）重婚
　　2001年《婚姻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婚姻法学界据此普遍认为，2001年《婚姻法》抛弃了将重婚分为法律上的重婚和事实上的重婚的做法，《婚姻法》中的重婚仅指法律上的重婚，即当事人采取欺骗的手段骗取婚姻登记机关的认可，一个人同时在婚姻登记机关取得两个以上的婚姻证明，在形式上表现为一个人同时拥有两个以上的婚姻关系。⑶笔者认为，从逻辑学和和词语学的角度讲，这是对法条字面含义的正常解释，这种解读是正确的。但随后出台的《解释（一）》第二条对“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进行了范围小于其正常含义的界定，即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这样的解释就会使“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未办理结婚登记，但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这一在实际生活中较多存在且对合法配偶中的无过错方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因为既不符合“重婚”、也不符合“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从而不能适用离婚损害赔偿，这是与立法的本意相违的。为化解这一解释上的矛盾，笔者建议，在最高人民法院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未对“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定义进行改动前，可将《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中“重婚”的定义进行扩张性的解释，应当既包括一个人在婚姻登记机关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的结婚登记的情形，也包括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未办理结婚登记，但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的情形。为防止婚姻法学因此可能发生的混乱，可明确对“重婚”的这种解释，仅针对《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解释（一）》第二条对“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进行了界定，即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最高人民法院民庭的同志认为，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就是指“包二奶”和“包二爷”现象，但主要是指“包二奶”现象，它是现实社会对重婚以外的其他违反一夫一妻制行为的俗称。⑷这与社会上一些没有配偶的男女之间的同居行为有本质区别。如男女青年在恋爱中的试婚同居，符合法定结婚实质条件的男女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同居，一些丧偶的老年人因考虑到子女、财产、身体、社会习俗等因素，不以结婚为目的同居行为，这些同居虽然违反了法定的结婚形式要件，但没有违反一夫一妻制，尚不属《婚姻法》禁止的行为。另外，为了限制和避免法律对公民私权领哉的过分干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行为与通奸、嫖娼及其他偶发性的婚外性行为也应有区别，即应将两性间的同居理解为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生活，而不是临时短暂性的共居一处。至于是否构成了同居关系，应从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长短、双方关系的稳定程度等方面进行把握，由承办法官根据个案具体情况自由裁量。

（三）实施家庭暴力
　　《解释（一）》第一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这一定义：首先，家庭暴力的行为主体即施暴人与受害人之间应存在有特定的亲属身份关系，鉴于家庭暴力的实施是以家庭住所为行为场所，这里的家庭成员应理解为具有亲属身份关系且在日常生活中共同居住生活的人员，即这里的家庭应理解为法律的概念，应以户籍登记为准，而不是传统习俗所理解的家族和家族成员；其次，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为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后果。家庭成员间的日常争吵、偶尔打闹及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家庭纠纷应被排除在外，这既符合我国的国情，也有利于维护利家庭的和睦、稳定。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虐待，是指以作为或不作为的形式，对家庭成员歧视、折磨、摧残，使其在精神上、肉体上遭受损害的违法行为，如打骂、恐吓、冻饿、患病不予治疗、限制人身自由等。从学理上讲，虐待和家庭暴力存在一定的包容关系，但虐待的性质和程度要比家庭暴力更严重，家庭暴力只是虐待等诸多表现中的一种，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夫妻一方有虐待家庭成员行为，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无过错方有权要求虐待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由于法律明确使用了“家庭成员”一词，故无论受害人是配偶一方还是家庭其他成员，均不影响无过错方以对方有虐待行为为由，请求离婚损害赔偿。
　　遗弃，是指家庭成员中负有赡养、抚养、扶养义务的一方，对需要赡养、抚养或扶养的另一方，不履行义务的违法行为，如成年子女不赡养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等。夫妻一方有遗弃家庭成员的行为，足以满足损害赔偿事由的法定要求，至于遗弃行为是否造成了严重后果，法律并没有作特别要求。对受害人而言，再多的金钱赔偿并不能改变被亲人遗弃的事实，但对违法行为人来说，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体现了法律对其行为的否定评价。

四、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义务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