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民事督促起诉制度探析

黄宝金 赖兴平


民事督促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负有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监管职责的有关监管部门或国有单位不履行或怠于履行职责，案件性质可通过民事诉讼获得司法救济的，检察机关以监督者的身份，督促有关监管部门或国有单位履行职责，依法提起民事诉讼，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制度。在工作实践中，由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造成了该制度发展步履维艰，检察机关能否作为民事诉讼的起诉主体？民事督促起诉是私法上的权利救济还是公法上的权利救济？如何完善民事督促起诉等问题，各界争议较大。面对诸多问题，笔者试图从民事督促起诉及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入手，对民事督促起诉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完善民事督促起诉制度的几点思考。

一、民事督促起诉制度的特点

首先，民事督促起诉是检察机关以监督者的身份，督促有关监管部门或国有单位履行自己的职责，依法提起民事诉讼，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也就是说检察机关作为原告参与到诉讼中是具有条件的。如果经过检察机关民事督促起诉后，有关监管部门已履行职责或者以原告身份起诉，民事督促起诉整个监督程序终结；如果经过督促起诉程序，有关监管部门在合理的期限内仍然拒不履行监管职责的，检察机关才以国家利益代表的身份提起民事公诉。
　　其次，从性质上来看，民事督促起诉体现的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是检察权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监管部门的一种直接监督，属于对特殊民事领域的国家干预，是建议性的法律监督权，而并非法律的一种特别授权，只是法律监督权的当然运用。在目前缺乏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这样至少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法律的权威性，保证法治的最基本的要求得到实现。
再次，从适用范围来看，其重点是保护国有资产。主要是在国有土地等自然资源出让开发过程中、公共工程招标发包过程中、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拍卖变卖等过程中，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或者面临受到损害的可能的条件下，才可以督促有关监管部门或国有单位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对于那些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侵犯弱势群体利益案件和社会公害事件并未作规定。

二、建立民事督促起诉制度的理论及实践根据

1、建立民事督促起诉制度符合宪法、法律精神，是宪法原则在诉讼领域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的表现。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享有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相应地，国家就有义务帮助人民实现他拥有的权利。但现实中，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然存在权力所有者与使用者相分离的现象，人民还必须把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委托给国家机关行使。虽然受托者的权利来源于人民，并且是人民基于对他的信赖而作出的自愿选择，但当他从人民中分离出来作为人民行使权利的代表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偏离人民意志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二条第2款规定: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要防止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以权谋私，工作懈怠等现象，保障各级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这就需要赋予人民直接监督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力。然而在我国现行的机制和体制下，尚未建立以私权制衡公权的体系，与公权力行使无关的个体介入公权力的行使过程或结果，缺乏程序上的保障。这种介入仍需借助另一种国家权力的力量，即以公权制约公权。因此，当某一受托者不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使权利时，人民另行委托其他受托者依法管理事务，这为民事督促起诉制度产生了先决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权,保护社会主义全民所有的财产。检察院基于民事督促起诉以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为本位,以公权力监督为重心,符合我国检察权的宪法定位，也满足人民行使主权的需求，是社会主义民主在诉讼领域内的具体体现。它将为人民带来广泛而真实地行使民主权力而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新途径，使社会主义民主在诉讼领域内制度化、法律化。
2、建立民事督促起诉制度符合我国现行法制现状，是“正当法律程序”的内在要求，是法律监督权的必然选择。由于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诸多审判盲区，尤其是对诉讼资格的严格限制，使得司法界在面对一些诉讼的时候无所适从。从感情上，法官们支持他们，但从法律上，有些诉讼又不得不驳回。以经济违法案件为例。经济违法案件虽然严重侵害了国家经济秩序和公有资产权益，但由于至今我国尚缺乏程序性的经济立法，实践中除非受到经济违法行为侵犯的直接利害关系人起诉，法院对经济违法案件没有审判权。这种审判盲区的最明显表现，就是对经济违法案件告状难、处理难。最为典型的例证莫过于国有资产流失案件了。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只能求助于“正当法律程序”，建立起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使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对侵犯国家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通过审判程序对违法者给予必要的法律制裁。然而要建立起这样的制度，不仅需要立法，而且要与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衔接配套，是一个相当漫长和复杂的过程。对于现在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钻国家法律、政策的空子，侵占国家财产谋取个人私利，造成国有资产被非法侵占或国家利益被损害而无人提起民事诉讼的局面，就需要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从设计监督制度入手，堵住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目前，全国检察机关都在积极探索和建立相关监督制度。实践证明，民事督促起诉制度在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们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法制，推进了我国法治化进程。
3、建立民事督促起诉制度符合我国国情，是维护公益、保障民生的有力监督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由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涉及到全体国民的共同福祉，涉及到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强调对私有财产和个人利益实行平等保护的同时，我们必须更为关注对公益的保护。尤其是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对国有资产进行有效的司法保护是司法活动的重要任务，但现实生活中侵犯国有资产的情况却屡见不鲜。首先，外资的大量进入使得中外合资的机会更为广泛。不法外商利用中外合资的机会侵吞我国国有资产，以及地方管理部门与国有企业利用合资机会捞取地方利益或个人利益的现象，都有可能会出现。其次，随着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一些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可能打着外资的旗号进入中国市场，工业垃圾进口将为我国的环境执法带来更大的困难。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应当继续走发达国家“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子。应当强化环境保护意识，强调可持续发展。虽然当前建立民事督促起诉制度并不能完全解决以上这些问题，制度的完善还存在着种种障碍，但该制度是在全面系统解决以上诸多问题中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在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方面有重要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关于如何建立完善民事督促起诉制度的若干思考

　　如前所述，建立民事督促起诉制度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主持社会正义、实现社会公平，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在借鉴国外立法及司法实践的同时，如何建立、完善民事督促起诉制度呢？笔者认为，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民事督促起诉成立的前提既应包括违法行为已造成的现实损害，也应包括虽尚未造成现实损害但有损害发生可能的情形。即只要行为人有违法行为，无论是否有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结果，检察机关都应有权督促起诉，以更加有效地保护国家及社会公共利益和秩序，防止严重危害结果的发生，把违法行为尽量消灭在萌芽状态。
2、正确认识和把握建立民事督促起诉制度的作用。笔者认为，民事督促起诉制度的作用应当是对国家机关执法活动的补充，应当成为一种辅助性的制度。不能反客为主，更不能取代国家机关的执法。
对监管权的法律监督须保持相当的理性和克制，其对监管部门的裁量应当给予必要的尊重，以免影响到监管的能动与效率。但前提是必须建立有一套民事督促起诉制度的相关程序，使违法者难逃法律的制裁，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
3、从现行民事督促起诉的建立情况来看，其范围是有限的：一是所针对的必须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遭到损害。而监管部门渎职或监管缺位,且无人起诉。二是所涉及的必须是民事违法行为。该民事法律关系的一方为国有单位（包括国有公司、国有企事业单位、监管部门、公共团体），而且这种民事法律关系之上存在公共权力的管束。笔者认为从发展趋势来看，不仅应包括国有资产流失案件，还应包括环境公害、侵犯弱势群体和社会公共性危害事件，这样才更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求。当然，这种监督也不是无度的，应当考虑适当性原则及督促前置性原则。检察机关应当先向有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书或督促起诉通知书，在有关部门拒不起诉后，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
4、民事督促起诉制度需要立法的支撑及三大诉讼法的衔接配套，防止出现法律规范性冲突和法律适用的不统一。民事督促起诉采用检察督促起诉书的方式，这种督促起诉书缺乏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笔者认为，应通过立法设立配套的程序保障机制，确保督促起诉书的法律效力。并由此形成各种前瞻性和引导性的司法政策和司法依据等功能。只要能确保对监管权的监察、督促,以及提出建议能够落实, 监管部门能予以接受并履行职责,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检察监督目的就足以实现。这样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检察机关作为原告参与到诉讼中去，也将有利于约束检察机关行使权力，并尽可能地减弱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带来的负面影响。
5、从当代诉讼发展趋势看，应加快宪法司法化进程，并逐步将宪法纳入公益诉讼的范畴，由此发挥诉讼所独具的排解纷争和冲突，保护为立法所认可的各种合法权益。民事督促起诉是一种公权力监督。因此，检察机关要始终地、充分地尊重诉权主体的自主决定作用，避免督促起诉的压迫性倾向。更不能由此取代当事人的诉权地位，不能影响人民法院对受督促案件的立案审查裁断权及其他审判权的独立行使。人民法院对于被诉的违法行为是否属实进行审查。经过审理．人民法院对于查证属实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判决；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起诉予以驳回，依法规范诉讼活动。


五华县人民检察院 黄宝金 赖兴平

从权力和权利的关系谈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以江则民同志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曾经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思想是指我党要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发扬“三个代表”思想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样的新要求。这些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实际上，它们的内涵也是一致的，对党的建设和对广大党员干部提出的是相同的要求，和我国正在进行的、老百姓最为关注的反腐败工作也是一致的。这说明两代领导集体对党的建设，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有着一致的看法，也说明对党自身的建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能否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归根结底在于纠正失衡的对权利和权力的配置问题。
权力是统治者的工具，是人压迫人的工具。它和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相伴而生，在阶级和国家机器形成之后变得强大。权利是个人保护自己的工具，被统治者用它来对抗压迫。权力和权利虽然发音相同，却水火不相容。权力掌握在统治者手中，权利是被统治者的荫庇。权力与统治者和专制相伴，权利与被统治者和民主共生。权力强大的时候，权利是没有保障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统治一切，被统治者的权利可以被统治者的权力无所顾忌地践踏。
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人民的权利开始受到尊重，统治者的权力开始受到约束。资本主义社会对国家机器加以严格的控制，制定了严格而且可操作的法律限定了国家机关的权力，权力的行使有着明确的尺度，这使人民的权利得到了保障。挣脱封建权力束缚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认识到权力对民主和人民权利的威胁，认识到限制权力对维护人民权利的重要性，于是建立了宪法。宪法的产生原本是为了限制政府的权力以保障人民的权利。所以，评价一部宪法的优劣要看宪法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是否有效，是否能够有效限制权力从而保障民众的权利。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的宪法还有明显的不足，它所规定的人民的权利缺乏有效的保障，许多权利还只是停留在字面上，人们常常无法通过有效的途径去实现这些权利。而政府的权力在中国却几乎是无限的，政府官员有时甚至可以不受限制的行使权力而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政府是行使权力还是承担责任，有些人认为这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讨论，实际上这是对政府的定位问题，是具有根本意义的重要问题。有些人认为这是政府行为的两个方面，是从不同角度看到的同一事物的两面。这是不正确的看法，它忽视了对主次的区别。在现代民主社会，政府的权力来自于宪法的授权，而从宪法的产生和功能来看，宪法的首要职责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它对政府授权的目的是要政府保障民众的权利，所以说政府从事某一行为是因为其享有权力不如说是因为其要履行职责。对这一性质的正确认识有助于防止政府行为的失控，防止政府成为践踏人民权利的工具。而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用“职责”代替“权力”对于正确阐释人民的民主地位，正确阐释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性质，要更加准确一些。
对政府职责的定性在中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中国有悠久的封建历史，并且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民主的教育，中国人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淡薄，有不少人还会认为政府像封建时代的官府一样，是行使权力的机关。在新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程度要更高于资本主义社会，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更不应当有丝毫权力意识。我们平常所常说的服务意识，实际上就是以职责为本的。但在现实中，政府对自己的定位，甚至群众对政府的定位往往不是以职责为本，政府和它的工作人员常常成为人民权利的侵害者，而且这一现象非常严重，却得不到重视，不能有效遏制，这反映了权力意识在中国深厚的基础。
权力和权利的消长决定着民主的发展，在今天的中国，民主建设还只是刚刚开始，民主意识还很淡薄，培养民主意识，健全民主制度，是全体中国人的艰巨任务，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从权力和权利的关系角度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中国的腐败问题，实际上中国的腐败问题的根源在于对权利和权力的关系没有正确把握，干部过于强大的权力和人民缺乏保障的权利是腐败产生的肥沃土壤。
在中国，腐败的产生有现实的背景，在现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官员的堕落不能仅仅归责于个人。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自然会有适应这一环境的生物生长，甚至会使原本不在这种环境中生长的生物逐渐适应这种环境。可能会有人对这句话提出不同意见，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种要适应原本不适合其生长的环境需要很长的时间，要通过不断地积累基因变异缓慢实现。这些人会说那些走上腐败道路的腐败分子是他的本质决定的，内因是主要的，外因是次要的，你种下的是玉米，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都不会长成小麦，社会主义的苗在什么样的地里都长不成资本主义的草。那么我承认前面的比喻不够准确，如果说原本不腐败的人适应腐败环境变成了腐败分子还不如说——物竞天择，不适应腐败环境的人被腐败的环境淘汰，留下的只有适应腐败环境的腐败分子。但是这样的说法会得出结论，有没有腐败和环境无关，这显然是不对的。人之于社会环境和生物之于物质环境是不同的，把再多的人放在月球上，都不会有一个人能适应那里的环境，人对那样的环境没有适应性，但是把一个人从非洲送到美洲，只是社会环境的变化，人对这样的变化是有适应性的，他有可能逐渐适应那里的生活环境。也许有些腐败分子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里都会腐败，还有一些好干部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里都不会腐败，但这样的人都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不那么意志坚定的，在不同的环境里会有不同的表现。如果我们的制度更完善，许多堕落的官员原本不会堕落。
中国的问题不能只靠从严处理一些问题干部得到解决，事实上，这种方法也没有起到作用。我们的反腐败工作目前只是局限于在腐败的环境中拔草，而没有用阳光驱逐腐败环境中的阴暗和潮湿，创造一个不适合腐败生物生存的环境。也就是说，根本的制度问题仍然没有得到重视，我们应当对当前适于腐败生存的环境加以改变。对于应当作为重点的对制度的完善和改革，我们着力太轻，而对于相对次要的惩处腐败分子的问题，我们又着力太重。正如前面所说，社会环境影响着大部分人的表现，制度的改革完善会使腐败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并且，对腐败分子的处理也要考虑到社会环境的因素。在刑法中有一个胁从犯从轻处罚的制度，从这一制度出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今天的中国，对贪官应当从轻处理。这一结论的现实前提是，现在的政治体制使得享有权力的官吏们可以轻易的腐败，有时甚至不得不腐败。薄弱的监督机制使官吏可以放心大胆去腐败，而缺乏民主的干部制度使官吏为了提升或者维持官位不得不通过违法聚敛好处去讨好上一级官吏而不得不腐败。今天，在一些地方，一个正直的干部不仅不能得到提拔重用，甚至无法在现实社会立足，所以对官员的犯罪不能把责任完全归咎于官员自身。从这种角度看，相对于大贪官来说，小贪官可以被视为胁从犯，应当从轻处罚。在这个意义上，对贪官的处罚应当参考他们的级别，级别越高处罚越重。
任何人的基本权利不能被剥夺，任何人也不能拥有不应有的权力，贪官在位时不应有那么大的权力，而下台以后也不能剥夺他们应有的权利，包括他们的生命。我们不能把反腐败的重心放在处罚腐败分子上面。当然如果只是做做表面文章，给老百姓看看政府在反腐败工作上的政绩，这样的工作在短时期内会很有效。但是对于真正解决腐败问题，要有效的遏制腐败的发展，铲除腐败滋生的根源，是不能靠这样做来达到目的的。我们现在首要的工作应当是解决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使普通民众享有应有的权利，使官员不能行使不应有的权力。铲除由于官员过大的权力、民众缺乏保障的权利所致的腐败滋生的土壤。
中国的腐败问题，不能只靠纪律来解决。腐败发展到现在，已经演变成影响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必须下大力气才能解决。腐败是权力的伴生物，用权力来制约权力是解决不了腐败问题的。解决腐败问题只能通过用制度制约权力的途径，使官员不能随意使用权力，使官员没有机会利用权力牟取私利。腐败问题发展到今天这样严重的程度，就是因为我们没能建立起有效的制约权力的制度，权力的运行缺乏规范性，使以权谋私可以轻易得逞。
用权力来惩治腐败，表面上看是有效的、并且也有直接和明显的成果，我们可以在报上看到全年又查处了多少腐败干部，省部级干部查处了多少个、地市级干部查处了多少个。但是这是一种割草式的治理，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中国的反腐败工作轰轰烈烈搞了很多年了，查处了不少高级领导干部，却没有产生民众希望的效果。查处的官员级别愈来愈高，涉案金额愈来愈大，老百姓身边的腐败现象却愈来愈严重。
权力本身是腐败产生的根源，用权力来反腐败，打掉一个腐败分子，还会产生两个腐败分子，所以腐败分子就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野草一样，愈来愈茂盛。又像浇油灭火一样，腐败愈反愈旺。也可以说，靠权力来反腐败，就像饮鸩止渴，愈饮中毒愈深。
反腐败只能依靠用制度制约权力，控制住滋生腐败的权力，也就从源头上控制住了腐败。制度虽然不是制约权力唯一有效的方法，比如我们也可以通过公开透明地行使权力使权力置于大众的监督之下来有效地约束权力，但制度是制约权力最有效也是最基本的方法。其它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必须依靠制度才能行之有效，而且只有依靠制度才能保障它们的存在。
制约权力的制度除了使权力的行使公开之外，还有两项是非常有效的，也是国外普遍实行的，就是官员的家庭财产公开，组织人事制度透明。官员的家庭财产公开不仅是官员个人财产公开，还包括其家庭成员的财产公开，包括他们的收入和支出情况，这是民主体制的要求，更是中国实现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要求。组织人事制度透明要求民众了解干部任免的全过程，干部任免程序民主，不能搞一言堂，不能搞暗箱操作。这样的制度对于提高干部素质，选拔任用德才兼备的好干部是非常有效的。而提高干部素质，使真正德才兼备的好干部走到领导岗位上去，对于我国目前尚不能完全实行法治，在相当程度上还要靠人治的现实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问题也就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问题，也是实践“三个代表”的问题，是实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问题，同时也是反腐败的问题，保持党的纯洁性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和根本在于正确处理干部的权力和责任问题，正确处理干部的权力和民众的权利的问题，在于建立和完善国家的各项政治制度的问题。
或者说，解决我们党和国家政治问题的关键和根本在于用能不能有效地用制度约束干部的权力、保障民众的权利问题。